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
为什么“抑兼并”不能解决大宋危机，“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
那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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