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指向却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应天府、苏州府等地。
江南和北方的士子，在两边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中，裂痕越来越大。一直搞到京师中动荡起来。
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硬起了铁碗，借两颗大官的人头平息了这次学潮，一颗是户部侍郎郭桓的，另一颗就是吏部尚书余熂的！郭桓被杀于三月二十八日，余熂被杀于四月初六日，仅仅相隔8天。
户部侍郎郭桓虽然很快被杀，但是，郭桓的死，并没有给郭桓一案划上句号。
“兴王之五府州”是老朱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分别是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都在长江以南。长期以来，五府州负担沉重，无论是粮饷供应，兵员补充，还是民夫差役，百姓苦啊！朱元璋也是念旧的，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有感情！遂下令对这些地区不定期实行免征皇粮国税，以修养生息。
实际运行结果呢，洪武十七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到国库。难道当地官田已经没有多少了吗？不是，名下还有几十万亩之多。那么是当地官僚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了吗？不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开展了向下面的官田的征收工作。那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用于填补历年亏空，再就是上下级官僚得些好处。
而被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这是京师周边。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块是原来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惯称“浙西四府”，为海内最富，全世界最为肥得流油的地方！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与浙江省无干！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初六，为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
洪武十七年，苏州府年交粮二百八十万石，松江府年交粮一百二十万石，常州府年交粮五十万石，三府合计四百五十万石！全国总计则是二千九百四十万石左右。苏州一府，比浙江全省交纳的二百七十五万石还多。但是，郭桓等忙活了一年，只从这三府收上来粮食六十万石。其他的是大明宝钞八十万锭，按时价结算，八十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两百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六成左右。这样还有一百九十万石的巨大缺口。收不上来呀，怎么办？涂改数字！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将五十万贯各分入已，私吞了。得过且过去了！至于国家的税收大事，还是留给“更加聪明的后任”吧！
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五十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四百五十万石，一百九十万石，二千四百万石又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习惯，宝钞五十贯为一锭，那么五十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三万石左右，一石米约合今天一百四十斤，那么就是三百五十万斤。
兵部侍郎王志，经过查案，也被落入法网。王志怎么来钱呢？也是人送的，受贿啊！当时军方上，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军方上的亲属突然牺牲了，或者是病故了，这时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可是家里孩子小，或者是因怕死根本就不愿意去，怎么办？送礼吧！王志这个兵部侍郎，也就成了来钱的肥缺！王志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就把那个送了礼的保下了！兵部侍郎王志的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啊！你怎么贪污受贿了这么多？”看看，王志怎么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现在呢？”，回答：“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为什么在一个刚刚奖励不到二十年的王朝，正在处于朝气蓬勃的大明，竟然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建国只有十八年啊！
自胡惟庸垮台以后，朱元璋亲自直接管理国家，头绪太多，需要不少帮手，于是身边增加了不少“给事中”等职位，全是些年轻人，数量有好几十，最高达到八十一人之多，整天围着朱元璋身边转悠！用老朱的话，就是“周旋于朕前，从游于殿庭！”这些人，品级不高，七品，甚至是九品，但是权力不小，全是皇帝的助手和红人啊！
都干些什么？拾遗补阙，给老朱找找文件，翻翻资料；及时记录老朱发表的即兴讲话、发言；编纂老朱正式发表的诏旨题奏；并进行审核校对，防止出现错误；可以对于皇帝提出谏诤；可以评价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必要时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各种考试、册封等重大礼仪场合！与监督各地的监察御史同为“言官”，岁数却比人家都小！
宜昌人赵勉，中进士前是国子监的学生，洪武十八年与同学钱塘沈溍、山东侯庸、吉安张衡等人一起光荣地位列三甲，考中进士。赵勉则被皇帝朱元璋分配到审刑司吴庸同志的手下见习。任左详议，从而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令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历史。
与赵勉一起被分配到审刑司的同年进士还有张廷兰，湖广澧州人。与赵勉当时算是一个省的，同属于楚人老乡。审刑司的编制，一共八人，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详议各三人，正七品。左审刑缺编，所以右审刑吴庸同志算是这里的负责人，尽管在蒙元时代他就曾在河南当过中书省左丞，但是现在拿的只是大明正六品官员。和几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们一起工作。每日里紧张地批阅卷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谁该杀，还是驳回重审，全靠吴庸、赵勉、张廷兰等人的审定。随着皇帝整顿经济秩序的深入，各地案件立案像雪片般飞来，可以想见这些人，工作压力有多么大，是多么的焦头烂额！但是。吴庸、赵勉、张廷兰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强力的经济整顿，激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对浪潮。口诛笔伐“朝廷罪人，玉石不分”！这种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的强大终于连朱元璋也承受不住了，需要向民间示好。该怎么办？需要有人来作出牺牲。缓和民间的这种强烈敌意。结果倒霉的吴庸被牺牲了！被凌迟处死示众！
接着在两个月后发布了《六部赃罪诏》，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么一句。“福建道御史余敏、北平道御史丁廷举、广东道御史吴真，各人为见。问出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迟示众。”
吴庸、赵勉、张廷兰等的终审之下，究竟有没有被误杀之人？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反贪行动，系狱者数万，误杀肯定难以避免，比如句容县伪造大明宝钞案中，杀了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被误杀的？兴许朱家巷村就有被误杀的！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审刑司，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或者说精力参加审讯，不过是不断地翻阅从刑部、大理寺呈报过来的卷宗，发现疑点，最后把关而已！如果杀错了人，责任都在他们身上，那么刑部、大理寺又该担当什么责任？先是大规模士子动荡，杀了郭桓、余熂，连软带硬平息了学潮，应崛起的参加科举的士子的巨大热情，大力惩治**！然而，反贪行动一大规模开始，不可避免的反贪扩大化又在五、六月份逐渐引发强烈的反对浪潮！洪武十八年，大明风雨飘摇啊！朱元璋在短时间内也不能一手遮天了。
据庞煌在皇宫的内线传出的消息，有一段朱元璋皇帝向身旁的那些年轻的给事中们絮叨，“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
又开始絮叨，“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这些话显然经过了记录者的粉饰和文言化，原话应该是比较口语化的！这说明，这段时间，朱元璋是精神高度紧张的一段时间，形势可畏呀！
吴庸被凌迟处死的日子，距离他作为钦差专门审理郭桓案前后不过三个月。为什么老朱选择吴庸而不是赵勉、张廷兰两个新参加工作的学生作为凌迟为群众泄愤的对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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