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博弈，且先不去说他。
又例如河南，藩王众多，宗室遍地，赋税沉重，百姓逃散，一副荒无人烟，却又“勃勃生机”的诡异模样。
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或许就该是抑制藩王，清查田亩，重理赋税，招民垦荒。
再比如福建、广东的重点是海贸，陕西、山西的重点是防旱，云贵川等地的重点是土司和矿产……
总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都有其独特的问题。
绝不是简单派出一个大员，粗暴地要求他到了地方极限施压，把钱粮催上来就可以的。
那是崇祯的做事逻辑，可不是他永昌帝君的做事逻辑。
因此，在真正的地方大员确定之前，朱由检自己也要先了解清楚每个省的特点、大概现状，以便酌情去制定每个省的考核目标。
当然，他也不会自己瞎定。
地方大员自己的经世公文，该省籍贯出身的官员的陈情，过往曾经任职过该省的官员的建言，都需要汇总起来，一一商定。
反复公示、讨论、确认，再公示、再讨论、再确认，如此循环往复，才能最终定稿。
在这么一个信息来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的讨论场中，文臣集团是不可能团结一心去隐瞒真相的。
他朱由检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手段，去发现那些隐藏在锦绣文章背后的真相。
……
而《各科进士分省罢斥透视图》这个表格的诞生，其实正源自于朱由检一个非常朴素的猜想。
——过往那些赋税逋欠严重的地方，会不会是因为该地的官员被罢斥得太多了呢？
毕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朱由检自己要是被罢官回了乡，那地方上的赋税交与不交，又干我朱大官人鸟事？
权力的餐桌上既然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那我自然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地方上的财税越是荒废，不正越显得当初对我的罢斥是错误的吗？
国朝不衰败，又怎能显出我这些在野士人的风骨与价值，又怎有重新起复的机会？
当然，这也只是猜想。
说不定反而是任职官员越多的地方，盘根错节，才有底气去对抗朝廷的催征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任何猜想，都不如实实在在的数据来得踏实！
所以，朱由检先是让户部的郭允厚整理出了天启六年、七年两年的赋税逋欠表格。
欠得最多的是谁呢？
旧饷这边，是河南、山东、苏州、湖广、松江、常州等地，共计113万两。
第一名河南，17.9万两，第二名苏州，14.8万两，第三名山东，13万两。
再往下则是松江、湖广各自5万两，常州、福建、江西等各自2万两等等。
新饷的征收比较给力，欠饷的则是江西、陕西、山东、淮安府、浙江这些地方，共计39.4万两。
其中第一名是江西，24.7万两。
山东发大水，河南今年小旱，拖欠一下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有了灾荒，无论严重与否，总归是多了个拖欠的理由。
但你苏松之地、江西之地，天启七年可是风调雨顺，没灾没荒的，凭什么敢不交今年的份子钱呢？
是欺吾剑不利乎？
是故，朱由检便让司礼监将过去十科，共计三千五百四十四名进士，全部按籍贯整理出来，列成了这张《各科进士分省罢斥透视图》。
（附图，这个数据来自我爬取的历年进士名录。正确率应该在90%以上）
（但我毕竟不是写论文，确实也不会、也没有这个时间一个个逐一校对，有所错误，请多担待。）
这一看，果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天启二年、五年这两科，可能是新科进士们大多刚外放到地方做知县，升回中央的人较少，罢斥的幅度还不算高。
天启五年只有2.57%被罢免，天启二年也不过5.38%。
但越往前，各科的罢斥率就越高，最高峰出现在万历二十九年，那一科的进士，竟有18.94%的人都被罢斥了。
朱由检好奇地查了查附属名册，不由得乐了。
刘宗周、南居益、周起元、熊明遇……好家伙，全是这科的，简直可以说是东林科本科了属于是。
但这些发现，只是有趣，却仍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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