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选择淳安而非直接进入沪市，一是因为淳安有机场，行动方便。
二是，他为人谨慎多疑，担心日军投降有诈，不敢贸然进入沪市。
而杜老板也是第一时间飞抵淳安，与戴春风见面。
他离开沪市整整八年，这八年里，他在沪市的产业早就被人瓜分殆尽。
日本人拿走了大头，伪政府里的汉奸们分了一杯羹，连一些昔日的“朋友”也趁火打劫。
昔日门庭若市、一呼百应的“杜老板”，成了一个无根的浮萍，漂泊在港岛和山城之间，虽然表面上还是风光，但心里的苦水，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回沪市，把失去的东西一样一样夺回来。
他和戴春风是结拜兄弟，交情非同一般。
当年戴春风落魄时，是他出钱资助戴春风去考的黄埔军校。
淞沪会战期间，杜老板更是将两千门徒和骨干编入苏浙别动队，亲自点名送他们上前线。
别动队刚成立时，空有番号，军委会一分钱经费都没有给，是他在沪市发动募捐，并且自掏腰包，给别动队购买武器装备和粮食，甚至凿沉自家轮船封锁长江航道，阻挡日军水路。
可惜，那两千门徒很快就打光了。这些可都是他的家底，是他恒社的骨干精英。
他曾公开承诺过：“生死不论，为国捐躯，杜某为你家人养老送终”。
事后，他也确实拿出了巨额资金做抚恤金和安家费，言而有信。
就连周总理都多次在不同场合肯定他的民族气节与抗日贡献，称其“有民族骨气，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
在淳安时，杜老板就主动提出将自己位于杜美路的公馆腾出来，作为军统在沪市的临时总部。
他甚至表示，戴春风住在里面期间，一切开支由他承担，分文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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