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绝境，我们小组没有放弃，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斗志。我深知，只有找到铁证，才能打破这恶意的诬陷。我们决定从举报信提及的所谓“抄袭源头”入手，展开调查。
苏然利用周末时间，跑到市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找到能证明我们清白的关键线索。而我则通过网络，联系上了那篇被指为抄袭对象论文的作者。起初，作者对我们充满警惕，但在我诚恳地说明来意，并详细阐述了我们建模的思路和过程后，他的态度逐渐转变。
经过几天的努力，苏然终于在一本旧期刊中找到了重要证据。原来，举报信中所提及的我们“抄袭”的部分内容，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一个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被提出过，并非那所学校的独家研究成果，而且我们建模的核心思路与之有本质区别。与此同时，论文作者也给我发来邮件，愿意为我们作证，证明我们的建模是独立完成的，不存在抄袭行为。
我们带着这些证据，满怀希望地找到了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的老师在仔细查看了我们提供的资料后，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意识到之前可能过于轻信举报信，对我们存在误解。
然而，就在事情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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