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提姓名，而是自称”弥天重犯”。
第三卷是雍正为曾静之罪开脱的内容，包括了在荆州和京城审讯曾静的内容，以及雍正跟臣子们讨论该如何处置曾静的多道奏折和谕旨。前半部分是显示曾静是受吕留良学说蛊惑，以及曾静自己有所悔改，后半部分则是从雍正和朝臣的讨论中，应证曾静的确罪不至死。
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彰示他得位的正当。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如今结合起来，宫廷斗争的内幕，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即便只是驳斥谣言。实际上大多数民人，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皇帝是在辟谣，可辟谣的效果……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同时将吕留良下。这本书更从学理上，彻底打倒吕留良之说，尤其是“纠正”了华夷之辩，将其导入君臣大义的”正确”道路上。
当李肆得知，四川、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英华与满清交界处，清兵加强了防备，对双方来往商贾开始作严苛限制时，他对内廷司谕杨适说道：“召集与江南事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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