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待业青年，没有正式工作，按理是轮不到县长在会上点名批评的，但鄙人的确被县长在一个农村干部大会上点了名，虽然没具体指名道姓，但他所讲的人就是我。
我被县长点名批评，我父亲自然紧张万分。
父亲多次摸着胸口对我说，还好，还好，县长给了我面子，没有讲我的真名。
他以为只要不讲我的真名，别人就不知道。
他很担心我的名誉受损。
这个事要从我母亲说起。
我母亲是镇供销社的一名员工。
由于子女多，她无法去供销社上班，于是，供销社就在我家开了一个经销店。
这是镇上第一家，因此生意好得很，半夜都有人敲门，要买东西。
母亲见店生意好，就动了心思，要我去办一个营业执照，进点东西放在她店里卖。
不是我母亲突然良心发现，要遵纪守法，而是当时规定去县里进贷必须凭营业执照，否则，不给进。
所以，没办法，我只好去办营业执照。
我虽然年纪只有十几岁，但办事能力一点也不差。
我去工商所领取了表，然后去粮站签字，然而，主任却不签，什么原因我不记得了，反正他不签。
于是，我动用了糖衣炮弹，给主任送了十几块钱东西，好像是烟酒，主任经不起这个炮弹的攻击，最终还是签了。
在县工商局也遇到了有趣的一幕。
这次的主角是局长。
他突然看到了我，就问我是不是苏会计的儿子。
我说是的。
他立刻警觉起来，说，国家政策有规定，农村粮不能办营业执照。
他跟我父亲很熟，在印象中，我父亲家在农村，全家肯定吃农村粮，而当时的确有此规定，他不敢违法犯，尽管当地工商所和粮站都签字盖章，他认为里面肯定有诈，有欺骗。
他签字的笔迟迟不肯落下。
我立即说，我家是吃国家粮，不信，你打电话问粮站。
他真的拿起了电话，找粮站核实，结果，证实我家的确吃国家粮。
他签了字，但还是有点不甘心，问我，你家是怎么吃上国家粮的。
我想了老半天，也不知如何回答，见他签完字干脆跑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我家是如何吃上国家粮的，总之，有一天，我家突然有了一个购粮证，每个月可以去粮站买米买油，母亲每次都要我去，而我特别不愿意。
不愿意去的原因是要挑的近一百斤大米，非常重，我有点挑不动，每次把人累得快要散架了。
因此，每次母亲喊我，我就赶紧跑，一眨眼，人不见踪影，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不敢跑，否则，晚上必有一顿打，饭也没得吃。
办好这个营业执照后，我就可以去各公司进货了。
当时进货的单位有副食品公司、食杂果品公司，而我父亲就在副食品公司任职。
我们这些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在副食品公司进货，自然我要沾一些便宜，一些紧俏的烟酒，别人进不到，而我可以轻松地得到，这也为我后来挨县长批埋下了祸根。
按理说，有如此便利条件，我应该很赚钱。
其实，我很清楚，我家开经销店根本不赚钱，不仅不赚，反而是亏钱。
当时规定，销售价格必须执行县公司定的零销价，不准随意涨价，而零售价与批发价只有百分之三的利润，也是说卖一百块赚三元。
我家在桃坑镇上，三天有一场集市，一个月大约有九场。
每场集市，我家只能销售一百多元，也就是只能赚四多元，不会超过五元。
而每次集市完了之后，母亲必定叫我去县里进货，我来回的车费就要三元，然后，我在县里必定大肆挥霍，要花七八元，一趟下来，十几块钱没了。
我家经销店一个月的利润只有四、五十元，而我要去县里九趟，要花一百多元，我家每月净亏五、六十元。
当然，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反正母亲要我去，我就去，反正亏不亏，我不管，是你要我去的，不关我的事。
相反，我不去的话，后果会严重。
我母亲打人从来是没轻没重的。
她非常喜欢打人骂人。
我很讨厌。
我觉得她就是秦始皇、法西斯、反动派、地富反坏右。
当然，内心上，我去城里还是很乐意。
在县城里，我可以说过的是帝王般生活。
到父亲那里报到之后，我会立刻溜得不见踪影。
干什么呢？
吃啊。
茶陵有很多国营饮食店，那时没有私营，全部是清一色的国营。
我首先目标是吃肉丝面条，加二根油条。
肉丝面真的很好吃，汤是猪骨头熬制，上面铺有几片肉加上一些葱花，散发一股浓烈的清香味，这样的味道我是闻所未闻，每次进店，总是忍不住口水直流。
有时吃一碗，有时吃二碗。
价格是二毛一碗，加油条一毛，总共三毛。
有时花五毛，没关系，我身上有一百多元，花不完。
我记得有一次吃面条时，出了一次小小的事故。
我拿油条时，手抖了一下，油条掉在地上。
地面上是一层漆黑的污泥，但我毫不介意地捡起沾满污泥的油条，扔进碗里。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他看到这一幕，非常吃惊地望着我，而我把油条抖一下的动作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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