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容易对自己向往的地方，产生美好的幻想，我也一样。对好不容易考进的大学，被我一时看成是个知识的海洋，好像只要可以跳进去了，你就会被知识包围……在无所不能的大学里，一定是霞光万道，层林尽染！
但是，真实的我却是：一头扎进大学的生涯后，马上发现自己变成了聋子，瞎子，呆子，傻子，总而言之，成了一个疯子。
入学第一天，在报到的桌前，我碰到了邹金韦。现在他不是班长，我也不是团支书，不过都是“三刀之下”的幸运儿。他看到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也就是在学生名单上我是一号，
“你还是有两下，嗨格……”
我知道他要误解了，赶快解释：“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到学校报到的，结果成了一号。”可是，我这个“一号”真的差点成了倒数一号了。
我们这个专升本老师班，起初是另开一班，小小的教室刚够挤进我们三十个人，十个女生，二十个男生。我们前排女生就好像直接与老师面对面。
可哪怕面对面，我一句也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所有的授课，都是英语。我完全成了聋子了。
精读课，泛读课全是中国老师，他们叽里呱啦说完了，提起书夹就走，连问一下问题的机会也没有。课文中的陌生单词就如潮水涌来，所叙述的内容也是离我们的思维很遥远，很遥远。书本是摊在我面前，可我犹如瞎子，什么也没看懂！
而英语听力课，严老师是上海人，她一上课就让我们套上耳机，一篇文章听三遍，然后发一张考卷做题，我听不懂就只好随便乱勾，完全就是个“呆头鹅”，任凭“上帝”指挥，一会儿勾个A，一会儿勾个C……
一节课结束时，严老师才会对垂头丧气的我们说“有那么难吗？”
“太难了！”我们一大半人都叫起来，原来，呆子不是我一个。
不过，我们班有一个男生，男同学们叫他“老油子”，每次听力卷上，他都可以得到九十分。
有一次，严老师“拷问”“老油子”了，“你的答案是抄袭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我只给你们听了一半题目，你却把所有的题目都做出来了？而且还是做对了！”
“老油子”可是笃定泰山，辩解说：“我是从题目的叙述中找到了逻辑关系，推断出来的。”
原来，他的听力也不好，根本不是在考听力，而是在考他的逻辑思维呢。不过，这给了我们启发，我们老师班的大龄学生，得学会用自己的优势去战胜劣势。
英语口语课是两个美国人，是一对可爱的老夫妇。他们说自己是用教课的方式在中国旅游。今年就在江西师大教口语，同时也游遍江西的名胜古迹。
所以他们的第一课就是假设我们是鲁滨逊，漂流到了一个荒岛，如果得弃船上岸逃生，需要随身携带哪些东西。他们在黑板上写了一大串食品、工具和日用品等的单词，然后要我们一个一个上讲台去演讲，也就是说说自己，会打算携带什么东西上岸，而且规定只可以带十件东西，还得解释，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
我又变成了傻子，点了生活用品，就忘了遇险自救的工具，点了可以暂时逃难的东西，又忘了或许需要长期呆在岛上的打算……不过所有人都有遗漏。
有人就说，需要把一船的东西都搬到岛上去，也有人说会碰到“星期五”，他会帮助鲁滨逊的……
我们傻是有点傻冒，但是，这种漂流冒险家的意识我们第一次接触，很是让人兴奋。我想起了过去爬云雀山时，打算去钻原始森林，却还没有这种准备随身携带工具的想法。那天晚上，我着实傻乎乎地想了很久：去原始森林，应该带什么呢？
接着，学校突然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内容形式与国际上托福考试接近。
这下，我变成了一个“疯子”，因为所有自己积累的那些知识储备，就像是只有一缸水，倒进了大河滔滔里，一转眼看也看不见了！
我们还听说，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就会被劝退回去。我又再一次被压在“五子山”下了，不是那个“五指”，而是聋子，瞎子，呆子，傻子和疯子的“五子”。
好在风声雨声雷电声，一下子都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被劝退。可是，我的心很沉重，“五子”山开始一直压住了我。
我们女生宿舍是个大房子，住了八个人。我们班十个女生有三个是南昌人，她们都走读，其中一个叫王秀云，她是我们的党小组组织委员，她有时会在我的上铺住一天。
由于我们的听力都不行，住在一起的同学们第一个大合作就是一起练听力。不知道是谁首先拿出了她的盒式小录音机，去严老师那儿拷贝了听力练习，每天都会找到一段空闲时间，八个人一起听。
我最喜欢听的是那些风趣幽默的小故事，尤其是那个Nasredin（纳斯瑞丁），一个另类滑稽大师，与我们中国的阿凡提，徐文长差不多的人。
有一个故事说：纳斯瑞丁带六只毛驴出门，他走累了，就骑上了其中的一头驴。可他骑在驴上数驴，少一只。他赶快下驴到处找，虽然没有找到，可数了数，六只毛驴又对了，他便再骑驴而行。然而，他在路上数数还是缺了一只。正巧碰到他的朋友路过，他告诉了朋友这么一桩奇怪的事。他朋友说：“你骑了第六头毛驴。但是，第七头毛驴就是你呢！”
我们听了会哈哈大笑，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对听力有了一点进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听不懂课，每次蒙头蒙脑地呆坐在教室里，我就觉得自己是第七头毛驴纳斯瑞丁。
很快第一学期结束，要大考了。我这个“第七头毛驴”考得勉勉强强。
听力考试时，我们这群人把“逻辑”推断能力当作“助听器”，居然全部过关。
口语是美国老师，他们两个老人家的心是仁慈的，加上他们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不会让我们过不了关。他们要我们准备一份发言稿，说说自己学英语的故事。这有准备的东西，是中国人的强项，于是，我们每个人的演讲都很精彩。
泛读课是在指定的课文里考试，再多的单词也没有阻拦我们过关。
精读课的考试真的把我给难住了。而且这门课是主要课程。课文内容考得不多，许多题目还是扩考到了托福的内容。
多项选择都是词义辨析，对我来说，是个弱项，入校前集中训练时，大多做的是语法题。入校后再怎样努力了一把，也达不到托福考试的深度。阅读理解的文章是英语原文，哪怕能大致读懂，可我的中国意识没有转过来，还是对不上号。
比如，有一篇文章中说：美国一家牛奶公司，把当天没有销售完的鲜牛奶，在晚上七点后就倒入大海。问：他们这种行为是什么？A 炫耀，B 浪费，C 信誉，D 生产过剩。我这个中国脑子就毫不犹豫选择了B ，浪费。
所以，我觉得自己考得一塌糊涂。
而且，直到放假，我们精读课考试分数一直没有出来。
一个寒假，我都提心吊胆。蔡很不理解，怎么“考取了”还要那么忧愁？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儿子会走路了，他倒是乖巧得很，把我的照相本拿出来给我看，指着相片里的我说：“这是妈妈。”
“那我呢？”我笑着指指自己，
他思考了一下，对我看看，对照片看看，突然高兴地说：“你就是妈妈呀！”儿子考及格了，他不是那“第七头毛驴”，这是蔡教育的功劳。
而我却真的是愁死了，第一次大考，考不及格怎么办？
回到学校的那天是星期天，我又累又困地躺在床上想午休一会儿。
有好几个同学第一时间就去系办公室打听分数了。我忐忑不安地假寐着……
“好消息，”我的同学刘建英知道我的心事，她冲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及格了！”
我“呼”一下坐起来，“多少分？”
“64分。” 天哪，总算把一颗悬着的心放回原处了。
这个分数说出来实在让人羞愧，在我们女同学中，是倒数第二，整个班是倒数第五。建英是八十多分……不过听建英说，我们班最高分，也是我们这一届的最高分是陈福来老师，（她是我们老师班年纪最长的，我们都叫她陈老师）她得了97分。我们班的平均分比他们应届大学生小朋友们最高分还高呢。这一考把我们老师班的“威风”考出来了。（当然我是考扁了的一个。）而且，这个“威风”一直保持到两年后的毕业。（那时候，我已经大有进步，精读课的分数得了八十多。）我们这个老师班可以说是“蛟龙出海，猛虎下山”。
如果把我们班前“三甲”介绍一下，可能在今天，他们的辉煌成绩也是很惊人的。
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陈老师，我一直叫她“super woman”（超女）。她的年龄超过了允许报考的上线，好像是1947年出生的人，但是被她学校力荐而来。她所有的分数，指两年来的所有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完全就是一个“学霸”。
有的“学霸”，自己优秀，这不稀奇，陈老师学成后回她的学校，培养了一群“学霸”！她教的那一届两个班的高三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平均127分左右（满分150分）。这是个高考奇迹！后来，她被上海的一所学校用钱买去了，还把她的先生一起搭配过去，他们一家都到了上海。她的女儿是十三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英语专业的，十七岁考取同济博士研究生，十九岁就已经是同济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二十四岁赴美交流学习……这不是传说中的神，因为陈老师那两年就是与我住在一起，吃喝在一起，读书在一起的人。她让我无限敬佩的是她的学习精神，她从来不浪费一分一秒，哪怕是排队买饭，也是手捧一本书。我曾经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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