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远看一朵花，近看就是疤呀。”
两个星期在灰埠中学，赵侠多次来叫我去他的寝室。我终于有了空，与维琪一起去了。
灰埠中学的实习是我们外出待遇最好的，有食堂打饭，有铺板搭起的床，而且又是最空闲的。
赵侠他们男生寝室是一间大教室隔了几个房间，赵侠他们两个人一间，很幽静。他把被褥卷起，一半铺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堆了许多书。他很高兴我们能来，马上就请我们坐在他的“书桌”前，一人一支笔，请我们在他的笔记本上抄写《红楼梦的诗词评注》。
我翻看了前面的几段不同字迹的文字，问他：“你还请了不少人来抄写呀。”
“是的，”他又“呵呵呵”地笑了，“我们班阴盛阳衰，我请的都是女同学，你们字写得好。快毕业了，留作纪念的。”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几个人的字，有翁鸣的和夏芳的。我顺口问赵侠，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赵侠倒是知道，翁鸣陪文秀在高安县城的学校实习，夏芳去了她插队的靖安县。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又问了一句：“那个牛洪泳怎么也没有看见？”
“他留在学校，跟着管后勤的王校长做杂务，因为学校要大修食堂与礼堂，以后这两堂不会混在一起了。”赵侠的心情非常好，他一点也不保守，很开心也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你我都在留校的名单上了，牛也在争取留校做后勤工作。”
“谁告诉你的？”维琪奇怪地问了一句。
“张主任很喜欢与我们一起喝酒，他说的。”
哦，……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泛起了一圈圈的波纹，……不自信的我，真是佩服自信的他。不过，我们都在一张名单上，那就不会有漩涡了。
趁着赵侠高兴，我们就聊起来了。
对语文课的考题，赵侠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作为文科考试，应该用具有文学艺术代表性的文章，现代的没有，可以搬古代的或近代的，名著那么多，高老师居然弄个不伦不类的什么“中间人物”，他觉得没有必要。倒不如讨论一下《红楼梦》。我说那是红学，难度太高。
他说完全可以让同学们自己选其中一个人物来分析，或选一首诗来讲解，都比那个“李叮当”强多了。
我被他一说，倒是“一贯二十个劲”来了，马上说：“我最喜欢的“红楼”诗是‘好了歌’，最关注的故事是宝黛钗三角恋爱。”
“这是一般人都喜欢的。”
我正好笔下在抄第二十二回宝玉写的两首禅意十足的诗：
《参禅偈》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可（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黛玉续了一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我看得一头雾水，还好，下面有译文：
你说你心领神悟，我说我心领神悟。不管你是心悟还是意悟，要知谁也没有心领神悟。这才真正是心领神悟。如果谁都不说自己心领神悟，那才会有立脚之处。
黛玉的续，就是她的境遇、个性、情绪的一针见血：“若是没有立脚之境，那才是真正的干干净净！”
这些佛教禅宗用语，主张人心无可证，即无须用文字，禅意便可直指人心，使其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也就是“心领神悟”了。当然，都是暗喻宝黛的人生最后就是在如此的“心领神悟”里，各自“干干净净”，走向了彻底脱离世俗凡尘的路。
后面一首《寄生草》，我干脆读起了最后两句：“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那是宝玉在慨叹，黛玉对他的不理解，有点自怨自艾。我们现世之人，哪里不是会有情绪低落时，也会如此慨叹一句。
赵侠说后来宝钗说起了惠能的一偈，那才是彻底，”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又是他的“唯心主义”。但是，不得不说很有趣。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禁止你看《红楼梦》已经是正在大踏步进步了呢。把这作为考试题，不加几句批判，如何过关？参禅悟道是唯心主义的“大本营”，在**中要被批倒批臭的。现在**刚结束，也哪有市面？只有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才有人在研究，才有人在呼吁：只根据客观存在来认识问题，太片面了，人心悟道应该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
我突然又想起，在离开仰山的那年春节，在知青农林场，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唱越剧《红楼梦》，从黛玉入府，看西厢，葬花到黛玉焚稿和宝玉哭灵，还唱得很起劲，与唱“**歌”一样的高门大嗓、有口无心。眼下要毕业了，我与朋友们又在《红楼梦》里了，居然说的是“参禅”。我禁不住笑出声来了。
维琪一直在听我们谈论，同时也一直在抄写，她的一手硬笔字是很漂亮的。
她见我笑得那么欢乐，就说：“你抄好了？这么开心？我这儿抄了一首也是宝玉的禅语谜，《镜子》，听听，很有意思，”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是吧，你们都是相由心生，互为镜面，高兴着呢。”维琪好像在指“留校”一事吧？我只好淡淡地说：“亦忧亦喜，还未入心呢。”
我突然想起一个提法，问他们：“你们说，贾宝玉是什么人物？而我们又是什么人物？”
他们被我问的莫名其妙，看着我不知怎么回答，赵侠支吾一句：“我们怎么与宝玉相提并论？”
我笑了笑说：“宝玉不就是富贵的‘李叮当’，而我们不就是穷酸的‘李叮当’？”
我们都大笑，维琪说：“你还真被‘中间人物’迷住了。”
我一本正经地又说：“是的，我们都是中间人物，层次和所处环境不同罢了。这样，我反而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有点心领神会了。”
维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是家里五个兄弟姐妹的中间一个，所以她很会做人。她马上就笑着接口说：“我才是真正的‘中间人物’。做一个这样的人物更自由自在。”她的随和，随意和一句不说人是非的品行，让她的确自由自在，很得人心。这个“中间人物”不是谁都学得会的。
而赵侠，他说了几句自己的身世，他家在解放前就从徐州迁移到了上海，他的母亲很能干，总是把三间草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到过年过节，就会蒸馒头，一大木盆的馒头堆放得像个小山，北方人的特色，馒头做得特别好吃，他们会一家家邻居送过去，所以人缘很好。他有哥哥姐姐，早早就做事养家了，所以他活得很省心，有时间有机会拼命读书。名字起得也很贴切：赵熙文，不就是“兴文”？只是他交了一批“狐朋狗友”，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但是他的哥儿们很讲义气，“一方有难，八方打到那里，……”我担心地插了一句：“这不是要打群架？”他不在乎地说：“是会打架的，因为我生活的环境里，没有高层人物，没有“中间人物”，只有底层人物，大家用拳头讲理。”但是，因为他是这伙人里的读书人，脑子活，嘴巴灵，成了“底层人物”里的“上层人物”。他人在江西，可烟茶酒不断，除了他的哥姐母亲会给他一点零花钱，别的都是那群朋友们支援的。难怪他的身上有股文气，侠气，也有一分匪气。
他说：“你认为我是什么人物？我认为自己就是个自说自话的自由人。”
我略思考了一下，认为他其实最像“李叮当”，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赵叮当”。
接着，我也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与环境，虽然我自己是个很简单的人，但是，身世真的很复杂，**时期有人说我们家是阶级调和论。
妈妈总是说她的家就是一本现实版的“红楼梦”，她的祖父叫邵琴涛，是上海第六、第七任的商会执行副会长，家产万贯，单说北京路上的房子，周围修了一个夹弄，骑自行车兜一圈要一个小时左右。可惜他死得早，家业慢慢凋零。她的父亲，坐吃山空，还被人骗，染上了鸦片，也早早死了。她父母一门孩子剩下五个，一个男孩，我的舅舅，就与贾宝玉一个样，还有四个女孩，我母亲排行老三。她说她们四姐妹也就是“元迎探惜”，只是遭遇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不是生在封建家族，而是资本家族。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人为的孤儿，因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改嫁，把他丢在亲戚家，只有五岁的我的父亲，被送进了龙华孤儿院。他长大后，不愿看亲戚的脸色过活，自己去做苦工，差点被日本人杀了，是党的领导的地下党，发动了群众劫法场救了他。所以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浙江游击中队三五支队，积极抗日。后来参加解放战争时，他已经随三五支队并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担任三野军部枪支弹药库的会计股股长。跟着军团司令陈毅粟裕，一路淮海战役，南征北战，打过长江，占上海……
虽然我母亲后来也加入了革命队伍，但是，她对我说的大多是“红楼梦”，父亲对我说的都是“苦难中的奋斗”。
还有，我出生的环境是医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身教言传都是“努力学习，知识就是力量”。在完全不同的三种类型的好环境里，我耳濡目染地长大到了十七岁，可又被“拎出”了这个复杂却也丰富的环境，“丢”进了各方面都是原始混沌的大山里，我在这另有一番艰难但也有情趣的红土地上，受到了最淳朴的山里人的照顾，慢慢地成长了。
我没有堕落，也没有腾飞，我在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中，也是命该如此地就成为了一个“中间分子”：“汪叮当”。
人世间，绝大多数人就是“中间人物”，我觉得只要在千篇一律的小人物中间，自己提炼出一个有趣有特色的灵魂，这一生就没有白活。
那天，我们谈得很彻底，很深入，也很开心，可是，接着，一回学校，可怕的暴风骤雨降下来了，或许只是我一个人被打击得“落花流水”，也或许大家都被击中了。因此，各种不同的灵魂，开始浮出了水面。
现在，轮到我们七七届的学生毕业分配了。各种说法，把人心搅得纷纷乱。
我们的分配决定了今后生活的质量。那时候，中师毕业生的工资基本差不多，第一年每月19.5元，第二年，36元，后面有没有可能升级或增加收入，就要取决于你在什么单位了。
一般的毕业分配方案里，最好的是留校，因为这里面包含了荣誉。大众的说法是个好比喻：留校可以把自己的虚荣心撑得满满涂得鲜亮。其次是各大工矿企业，待遇只会增不会减，厂矿子弟中小学校的教师倍受尊重，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是幸福感很强，最有现实价值的就是去厂矿学校。还有一个也是好结果，便是留在各县城里了。县城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要求高，进步快，各方面的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留在县城还有分配进各级政府部门的机会，就有了今后说不定踏上仕途的目标了。当然，这不是学校可以单方面决定的，是由各县城自己决定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同学们要哪里来回哪里去，即回到当地公社一级的学校或是成为公社一级的基层干部。
于是，两百多个同学开始各显神通了。
学校领导只管三份名单，第一份是留校人员。第二份工矿人员，第三份是回各县的人，最后那份名单特别长。
我在这种形势下，其实还是一个糊涂蛋，真的，我就是个只会随波逐流的平庸之人。
我知道留校名单上有我，可我并没有十分在意。但是，却使我对当时特别热门的工矿名单疏忽了，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如果留校不成，自然，我就会进入回奉新县城的名单上了，而县里的分配如何，我更不知道。反正一条路，任人主宰，身不由己，已成了我那时候最平静的态度了。所以我傻呼呼的一点都不怕，好像不怎么担心，了不起，我回仰山去，我有石队长，我的山爸爸。
这也就并不很奇怪，在大家都想方设法拼命谋生路的情况下，我却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把我们文艺班最后一台节目排练好，那是我的任务，那才是我脑子里、更是我这个人的命定里，最大的一个快乐。
我们班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我先去了收藏乐器与道具的仓库看了看，看看演出所需要的东西有没有，还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才去教室。同学们是早已在教室里了。
很奇怪的是，我一踏进教室门，本来喧闹的大家一下子沉默了。同学们一个个都低头不语，连瞧我一眼似乎都不乐意，气氛怪怪的。我本来带了一肚子的话来：想与大家商量关于毕业汇报演出的事情——也就是我的设想，但是，被眼下这可怕的阵势一吓，缩了回去，那个什么演出计划变成了一块不祥的“大石头”，一回头撞在自己的五脏六腑上，使我生生地感到全身发麻。
正在我很迷茫也很惊恐时，林苗忽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话了。她活脱脱像《红楼梦》里的傻大姐，向黛玉泄漏“宝玉要与宝钗结婚”的消息似的，对我说了一大通刚才教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来干什么？”她说：“我们刚开过会，牛老师说，你留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你，我们照样可以排练，演出！现在你什么也不是了！如果你可以留校，我们都可以留校，我跳过舞……哼，就是你后来不给我跳的机会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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