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抗议与请战之声鹊起。
云南，昆明。
滇军将领内部会议上，气氛凝重。
“委员长一味保存实力，坐视八路军在华北连战连捷，我军却困守西南，无所作为！长此以往，军心涣散，民心尽失！”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向重庆明确表态，要求北上抗日！我滇军子弟的血性还在！我们滇军照样不怕死！”
广西，桂林。
桂系高级军官同样群情激愤。
“八路军如今声势浩大，连邓锡侯都率川军投了过去！我们桂军历来以善战闻名，如今却在此蹉跎岁月，岂不惹天下人耻笑？”
“必须请战！若重庆再不允准，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出路了！”
请战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重庆，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不再仅仅是请求，更带上了近乎最后通牒的意味。
面对汹涌而来的压力，重庆内部分歧明显，两派争论不休。
“委座！若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酿成巨变！当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
“委座，三思啊！如今民心士气皆在彼处，若强行压制，只怕……只怕我等真要成孤家寡人了！”
最终，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重庆方面做出了极其有限的让步，勉强同意部分非核心区的“杂牌”部队，可对当面之敌进行“战术骚扰”，但仍严令禁止与八路军进行任何形式的战役配合与接触，并加强了对其后勤和通讯的控制。
这种处处设防的命令，根本无法满足前线将士杀敌报国的渴望。
于是此消彼长，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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