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高瘦汉子姓孔名璋，乃是山东曲阜孔氏圣人子孙，本朝开国之初，北方经历多年战乱，户口十不存一，有许多空旷土地。而江南等地却没有收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以松江（今天上海附近）的纺织业，十分繁盛，有“松江布衣被半天下”的说法。
由于江南的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棉花，而棉花是一种喜干厌湿的的作物，江南雨水多并不十分适合，更重要的是，江南人口稠密，土地大片用来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没有大量的空旷土地来规模种植棉花。而本朝击败满清之后，北方大片空旷的土地成为了种植棉花的重要场所，由于南方大量的原料需求，棉花的价格涨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同样一亩土地，种植棉花的收益是种植粮食的四至五倍。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弃粮种棉也是无济于事，在北方的空旷土地上出现了大片向江南棉纺织厂出口棉花的大棉花庄园，由于战后北方人口十分缺乏，而且种植棉花比起粮食需要更多地劳动力，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在这些棉花庄园里出现了一种介于农奴制和奴隶制之间具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强迫奴役制度，后世的历史学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词汇称呼――“棉客”制度。
一开始棉客的主要来源还是战俘或者其家属，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庄园出现，劳动力的缺口也不断扩大，那些贪婪的庄园主们开始购买甚至直接迫使自己的邻居成为棉客，并将那些小块土地并入自己的庄园。而曲阜孔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时间的持续，北方出现了大量的面积在数十公顷，甚至数百公顷以上的大棉花庄园，但是随着棉花庄园的扩大，新的问题出现了：棉花这一单一经济作物对于土地的消耗是十分惊人的，往往一块土地耕作几年之后，便会贫瘠到无法种植棉花，庄园主往往将其丢弃或者佃给棉客种植玉米、红薯等对土壤要求不太高的作物，即使这样，其产量也是低的可怜。
而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北方的人口大大增加，棉花庄园的扩张变得极为困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棉花产量的不断提高，南方对于棉花的需求却没有随之高速增长，棉花的单价渐渐下降，棉花庄园渐渐不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1693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棉花大丰收，产量相较与平常年份足足高出了两成半，而南方最大的十九个纺织巨头和棉商则联合起来，放出往年的屯货，宣布当年新棉的收购价格只有往年的五成，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北方无数中小规模的棉花庄园和小棉户破产，由于出售棉花所得还不够支付运费和采摘工人的薪水，很多田地里的棉花干脆就无人采摘，任凭其烂在田地里。黄河两岸，远远望去，田地里白白的一片，满是成熟后裂开的棉花荚果，后世的史书上称其为“白色恐怖的九三年！”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棉花庄园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种植棉花这一行当，将大部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佃户，改为种植粮食；要么把庄园的规模扩大，压低单价，并提高与南方棉商和纺织厂博弈价格的权力。正当这个时候，顺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的战争爆发了，原来满清灭亡后，蒙古高原上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正好在此时兴起的准格尔人，完成了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并且试图强行吞并已经在顺朝控制下的内蒙地区，而顺则立即出兵，阻止草原上出现新的威胁。从而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直到18世纪中叶，顺才击败了准格尔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今天的新疆、外蒙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安西、北庭、朔方、张北这四个都护府。
新的扩张战争获得了大片的空旷土地，而这些土地中的相当部分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种植棉花，对于这些棉花庄园主们来说不啻是天上掉下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些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棉花庄园主们强烈的支持这场战争，并迅速的在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面积更大、数量更多的棉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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