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出发了。第一次将要实现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改变命运的价值，也是第一次将要去县城进行交易，对于此刻的陈彬蔚来说，既有喜悦又有忐忑；既充满希望又满怀好奇。带着这种既愉快又复杂的心情，迈着既轻松又沉重的步伐，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光明水库的大坝上了。
也许是过于兴奋，也许是第一次起得怎么早，虽然二十把扫帚对于陈彬蔚来说并不算重，而且晚上的气温也不高，也才刚刚离家才五百米左右，才刚刚走过一个下坡和一个上坡，但是陈彬蔚明显感到了自己的呼吸有些紧张，心跳有些加快，而且感觉到背心已经明显出汗了。想到后面的路才刚刚开始，必须调整好状态，于是他就在水库大坝上放下了肩上的担子，稍作休息了起来。就在陈彬蔚准备再次挑起扫帚开始出发时，忽然发现有一束亮光从大坝底下直射上来，陈彬蔚不知何故，下意识地想到了赶紧先躲起来，但是为时已晚，只见张武德带着两个人已经来到面前，义正言辞地向陈彬蔚说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是投机倒把！我们要对你的扫帚进行没收处理！”也没给陈彬蔚任何解释的机会，张武德一挥手，同来的两个人就一人一捆将扫帚扛上了肩，随着张武德沿着山边小路往下出发了。
二十
看着渐行渐远的张武德三人，陈彬蔚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近一个月来的起早摸黑所取得的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还被张武德认定为投机倒把，只好耷拉个脑袋回家了。随着陈彬蔚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之后，他经常被用来作为对全体生产队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反面典型，这不仅浇灭了陈彬蔚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更让他对自己家庭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担忧！面对一天又一天重复的既简单又繁重的田间劳动，面对不经意间要站在全生产队社员面前检讨自己的“投机倒把”行为，陈彬蔚沉重的心情几乎被压抑到了冰点。每天晚上回家只能借酒消愁，酒后特别是醉后的陈彬蔚貌似大脑已经不受控制了，稍有不如意，妻子巩翠娥便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常常被打的鼻青脸肿，年幼的陈尚仁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太多的疑问和困惑也从此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日子在跌跌爬爬中来到了一九七四年的四月份，陈彬蔚的四儿子陈尚智出生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生产队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被安排“插队落户”的年轻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明显带有一股清新的城市风，女青年来自贵池市区，她那夹杂着贵池方言的普通话还基本能听得懂；可是那位男青年说的话却是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沟通交流起来就显得非常困难。就在张武德一筹莫展之际，陈彬蔚主动去和男青年作了简短的沟通交流后告诉张武德，根据自己的判断这个男青年应该是上海人，因为他自己有在上海生活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上海方言有那么一点点的认知。因为两人是上级有关部门委派下来的，必须认真小心地做好妥善安排。于是张武德便根据两人的实际情况，将女青年留在了他自己家里，与他大女儿一起生活，同时把男青年交给了陈彬蔚，便于交流和安排生活。
随着两位城市青年不断融入生产队的生活，大家慢慢知道了国家的有关政策和安排。其实插队落户，特指“上山下乡运动”中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的模式，1968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就以该模式为主要模式；后来又出现了“洋插队”，因为和农村插队具有为生存奋斗的共同特点而得名。这两位青年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洋插队”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不会也无法干农活，张武德经过向大队请示之后，利用队部的仓库办起了队里的小学，减少了孩子要步行两里多路去大队小学上学的困难。来自上海的男青年小朱教语文，来自贵池县城的女青年小王教算术，就这样来自队里的九个孩子在两位老师的授课中便开始了小学阶段的混合制（不分年级）学习，陈尚仁也算从这个时候开始接受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正规小学教育。
正是因为陈彬蔚在安置上海下放知青小朱的事情上立了大功，张武德便也是网开一面，将功补过，从此不再将陈彬蔚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来教育广大社员了，陈彬蔚的精神枷锁被彻底打开。同时，在小朱教授学生们的语文课时，陈彬蔚也慢慢地当起了他的指导老师，虽然小朱是初中毕业，但是根据陈彬蔚对他的渐渐加深的了解，感觉到他的文化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初中。好在孩子们也都是刚刚开始读书的小学生，小朱那点贫乏的知识水平，在陈彬蔚的辅导与帮助下也基本能勉强满足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随着陈彬蔚和上海知青小朱日复一日交流的不断深入，听着小朱不断讲述的来自大上海的故事，外面世界的绚丽多彩又一次次地浮现于陈彬蔚的脑海，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开始琢磨着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财力，让他或者带上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看看那经常在他看过的书中出现的花花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