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眼的三线城市出台了温和的限购令，其余二三线城市则选择要么三缄其口，要么以“限价”换“限购”的方式来规避限购落地带来的影响。半年前要求各地制定房价控制目标时，多数城市都只是模糊的表示要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相匹配，但是并无具体的控制数字目标或是更多的措施，而今，部分城市为了绕行“限购”，规定了房价涨幅控制目标，或是高价楼盘暂不能入市的方式来控制房价。
由于调控政策的落地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落地具体标准也由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于是，中央出台的严厉的调控政策除在少数城市能得到严格落实外，其余城市的调控政策皆有不同程度的打折。而问责，虽然屡次被强调，但是至今，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即便是已经开展问责的土地管理，其问责的责任人也多为县级城市的相关人员。
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被遏制，但跌宕起伏的住宅成交量，使得房价依旧“坚挺”，甚至还处于缓步上升的通道内，“拐点”出现的时间一再被推延。而楼盘的“假摔”，却层出不穷，开发商使出多种招数制造噱头，吸引购房者。加速销售是房企回笼资金的良策，为维持发展需要，房企海外高息举债逐渐增多；国内房地产信托回报率也稳步攀高。而购房者的观望情绪，依旧浓重。
房价的回落，不是房地产调控的全部目标，但却是对调控效果最直观的判断，政策执行层面的折扣，使得部分城市上半年房价一路看涨。而房地产调控政策又多为短期行为，因此，有必要构建调控的长效机制。此外，一系列与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关的税费体系应加快建设完善，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集机制与分配制度的完善，保障范围的逐步扩大，都要开始着手准备，并逐步实施。这样，才能在短期调控政策退出后，房地产市场依然平稳运行，避免房价出现大起大落。
当然，无论是房地产调控政策，还是维持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日常政策，最重要的，都是执行层面真正的落实。
任何政策，最后都是要由人来落实的，因此这一问题也牵涉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今天的会议，就是要在政治局内部讨论，中组部和中纪委如何向不愿落实中央政策或者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者施压甚至惩戒。
萧宸比较赞成一个经济学上的观点，即房价居高不下，是因为制造业或者说实业产业的持续低『迷』。2003年，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在于恶『性』竞争；但从2006年至今，华夏制造业的危机由三方面造成：首先是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费支出不断增加；其次是连续的方向『性』错误，从2010年至今，连续2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7次加息，制造业企业的负担在不断增加；再次，劳动政策出现错误，导致了部分企业和员工的双输局面。
在外部环境上，华夏制造业则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冲击，美国一方面通过汇率战，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通过诸多政策控制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在不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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