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荡』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府』，然而其『政府』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乱』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性』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萧宸还很明白的是，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只要回顾华夏历史就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郑老的改革且不去说，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郑老精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华夏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华夏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华夏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华夏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华夏式的官僚政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最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华夏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华夏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华夏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萧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乱』猜测的那样问鼎华夏，自己是不是还能如今天一般思想，愿意将这个看似最稳健的制度进行改革？
轻叹一声，萧宸幽然问道：“那么，你们觉得彭城市委副书记由谁接任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四人同时一静，悄然对望之后，还是赵介民这个跟萧宸最为亲密的老搭档、老同学开了口：“书记，你还记得陈德吗？”
萧宸微微扬眉：“鹿城市委书记？老省长陈若望的儿子？”鹿城市，行政上归属吴城管辖，是个县级市，地处吴城中心城区和东方市之间，经济发达，是华夏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鹿城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华夏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区工业产值超过4100亿元(不是gdp)，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东方魔都”东方市的四分之一强！
赵介民点了点头。
萧宸沉『吟』了一下，陈德的级别不低，鹿城由于地位重要，市委书记历来是省委委员，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书记，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他比余正清履历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区一把手工作经验。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可不比其他，那是“负责全面工作”过的，可以说是党务、经济两手都过硬，这样的资历是非常硬气的，就像萧宸当年一般。
萧宸对这位祖籍东川江津的鹿城市委书记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算起来他也是自己的嫡系，当初萧宸在吴城市委书记任上的时候，陈德是鹿城市长，是萧宸调走前三个月的时候将他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陈德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年龄，他今年年仅35岁，在江东甚至是在整个华夏官场，都是绝对的少壮派，而萧宸，众所周知是最喜欢提拔年轻干部的……
“那好，我们谈谈明天开会的问题吧。”萧书记看来也是从谏如流之人，很快便决定了下来……
世元2005年7月4日，星期一，月初第一个星期的例行江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在金宁北京路的省委大院一号办公楼召开。省委书记李元焯主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