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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9章 上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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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很便宜,不需要付多少成本,厂房就建起来了。城市里成本就非常高。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不能随着资本流动,所以就选择在家门口办企业。当然,这与农民最初积累少、投资能力不大也有关系。

    现在整体上并不能说乡镇企业都趋于式微。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很多乡镇慢慢变成了城市。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工业园区等建设,原来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又进入园区了。吴城梁溪这一带,一直到东方,基本上都连成一片了。这一带的乡镇企业技术发展得很好。还有珠三角围绕穗仙的一带。

    《新华日报》:但是大家已经不把它们叫乡镇企业了?

    萧宸:按最初法律规定,乡镇企业必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投资的,而且是在农村的企业。还有一条就是它要承担当地以工补农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合这种规定的乡镇企业不多了。但是从整体上讲,乡镇企业交完税,『政府』运用税收再变成财政去支持农业。如果说办在农村的企业,就可以叫做乡镇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镇企业还是存在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对当地农民接受工业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乡镇企业就是农村的中小企业。农村的中小企业所发挥的作用,除了生产产品之外,就是传播工业文明,增加农民就地转移就业。这不是城里的大企业能够做得到的。

    当然另一方面,过去所谓“户户做工,村村冒烟”,也不是一个办法,污染严重,而且能源浪费厉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地方不办乡镇企业了,或者乡镇企业集中到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方去是好事。乡镇企业慢慢向工业园区集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也是它自己的规律。

    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的总规模、就业人数、创造产值等,至今为止比重还是非常高的。

    《新华日报》:现在我们还有没有专门关于乡镇企业的统计?

    萧宸:有,农业部设有乡镇企业局。从总体看,乡镇企业所创造的生产值,尤其是工业方面,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还是不低的。

    《新华日报》:大约是多少?

    萧宸:大概在40%。就业大概在1.4亿人,比重还是很高的。

    当然,现在的乡镇企业与过去的概念有区别。它不一定是集体经济、集体组织和农民直接投资的,可能是外来的企业、外来的投资人运用原来乡镇企业厂房、厂地,甚至外资也有可能。它已经变成整个华夏工业的一部分。

    《新华日报》:在任何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都会存在。为什么在华夏成为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除了还没有农民***流动的机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萧宸: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都或长或短经历一段城乡二元结构。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同时存在着技术和经济上先进的城市,以及技术和经济上落后的农村。

    我们的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比较明显的时候,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上以后,产生了依附或者是依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来强化计划体制的局面。在计划经济下,要从农村提取积累,为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资金。就是说,得把市场控制住,把人口流动控制住,要素流动必须掌握。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是把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强化了。

    改革以后,开始有所松动,比如农民流动。但农民是不是由于户籍制度***住了不能进城呢?我觉得也并不是这样。进城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就业,要有住房,要能纳入社会保障。前两项现在都是市场化的。没有人挡着你买房子,也没有人挡着你工作,就看有没有钱,能不能找到工作。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需要整个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可以开始流动。现在有1.3亿农民离开本乡村流动。但是他能不能住得下来,能不能真正变成市民,这里有『政府』的责任,比如社保。但能不能有稳定的就业,能不能在城市里找到住房,又是由市场决定。这取决于农民自身财富积累有多快。所以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客观过程,而二元经济结构之上的体制,是『政府』设置的,这两个问题要区别开。

    《新华日报》:你一直强调农业的家庭经营,你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在一些人看来,规模经营和家庭经营存在矛盾,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萧宸: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业为什么要选择家庭经营?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是家庭经营的。从现状看,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家庭经营。所以,家庭经营和规模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比如,***的家庭经营规模很小,但美国的农业家庭经营规模很大。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规模经营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国家的资源贫富。第二个因素就是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从华夏状况看,只有18亿多亩的地。资源贫富决定了农业的规模不可能那么大。第二, 2004华夏城镇化水平是42.9%,看上去也不低了,但这是将相当一部分进了城的农民统计在里面了。我们在制定城镇化指标时,是按照居住地计算的。一个农民到京城六年以上了,统计的时候就变成城里人了。全球经济危机一来,外需减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没有了,就两种选择,一是回去,在农村有房子有地;二是在城里“耗”。

    所以,真正统计土地的规模时,现在变化不明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进了城的农民,没有真正变成市民,要给他留退路。实际上,农户的家庭数量没有减少,土地规模也很难扩大。所以我的看法是,第一,农业要家庭经营。第二,家庭经营不影响现代化,也不影响规模经济。但它有客观条件,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城镇农民真正变为市民,规模才能扩大。所以,农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吸纳农民进城,而且让他真正变成市民相关。

    现在经济学家讨论土地时,最多的是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等概念。但是,不要把流转、集中规模经营变成“兼并”。如果农民离开土地,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是自愿离开,这种土地集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规模经营。如果农民离开土地是被迫的,是陷入破产之后才失去土地,那就是兼并了。在政策上,在实际***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区分这两个界线。

    《新华日报》:你们做了大量实地调研,非常了解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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