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最关注体制改革的官员。在他看来，治疗如今的国企，就要“东西并举”，东，指中『药』式的治疗，由根子起动手，把根子养好了，自然就能活。但是，这速度有点慢，所以还要西，要对症下『药』，下猛『药』，该砍掉的地方坚决砍掉，不砍掉养不活。但是『政府』方面不能把枝枝叶叶砍掉以后就撒手不管，这些枝枝叶叶你不管，它就枯了，那这就是『政府』的不作为。这些枝叶完全可以想办法妥善安置处理，有些做体力工人的，『政府』想点办法，比如修路修房之类的，这些人能不能做？显然能，至少比呆在家里揭不开锅强。当然这只是举例说一下，不见得都得这么干，只是说，『政府』必须有这么一个态度，不能让人家觉得，为你『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一句下岗、买断，就打发了。这太伤人心了。
萧宸点点头，表示同意，侯东往便继续说：“第二个瓶颈，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长期投入不足，自我积累发展能力较弱；历史遗留的包袱十分沉重，企业经营困难；缺少重大建设项目，经济发展后继乏力。资源枯竭地区急需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接续产业，需要的投入成本较大。东北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多，其中资不抵债企业多，企业生存形势十分严峻，影响到几十万职工的生活。
现在东北企业改制有两大难题――债务负担和员工的社会保障。国际规则是债务跟着产权走。但东北很多国企所背负的不是债务，而是债务负担。因为，债务相对于整体而言，是有比例的，可这些企业已经远远超出。既然如此，就应该承认，这些债务负担不是债务，就不应该在本次东北振兴企业改制中再跟着产权走。
我认为，债务负担问题，直接影响到东北企业未来的命运。不解决这个问题，东北企业根本无法继续前进；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让有心参与东北国企改制的民营资本望而却步。现状是，这些债务负担，东北的企业目前根本无力承担，也不能让银行负担，但又不能悬空。我估计，搞到最后买单的是国家。所以我说企业竞争力弱、体制束缚、市场失势、投入不足等更使这些国企举步维艰。”
萧宸沉默了一下，缓缓道：“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深有体会，东北国企的债务负担问题，我会如实向文总理、萧总理，以及刘锴同志汇报。”
这个问题太大，而且不光涉及体制改革，还可能涉及大笔资金的投入，所以萧宸只能用“汇报”来应对，他自己绝对决定不下来。至于“大笔资金”有多大，恐怕至少是500亿以上的缺口，想想就知道萧宸个人绝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侯东往点点头，表示理解和感谢，继续说下去，这次却是有些感慨：“第三个瓶颈，是人的观念问题，或者说是人的观念对发展的影响。”
萧宸看了他一眼，文师中也侧目过去看着侯东往，侯东往仿佛回忆了一下什么，才说道：“以前我还没当省长的时候，不出名啊，很多人不认识我，我偷偷溜到外面问人家咱们东北怎么就不如南方了呢？你猜人家怎么说？人家说‘你看人家南方人，靠谁了？还不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尤其是来东北做小生意的江南温州人，什么苦都能吃！可咱东北这些老少爷们，能吃得了这种苦吗？才不行呢！有的在计划体制中混惯了，等惯了，懒惯了。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你要是让他去做小本生意，他宁愿呆在家门口晒太阳！……’这番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来辽安十几年了，所了解到的东北人，有很多优点，乐观、直爽、有韧劲、乐于助人等等等等，但咱们今天是找问题，就暂时不说优点，咱们说缺点，我所了解的东北人的缺点，总结起来有这么一些：
有人说，东北人听不得别人的批评，一听不顺耳的话就闹心。一听人说东北不好就爱生气，爱与人争。东北人喜欢遇到一句话不顺耳就当街开骂挥手开打。但是不爱听批评，反思意识却不强。我不说别的，就比如是，东北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南方一些有些批评的报道很恼火，在很多场合说了很多气话。无论是民众和『政府』，不愿意有人出来揭短，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爱也是让人感动的，但我想说，这不等于是理智的，明智的。我也是东北的地方领导之一，但我必须把这一条说出来，因为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干部。
也有人说，东北人以为横就是胜利。人们说东北人‘打架很厉害，敢动刀子，敢下死手。’我知道有很多东北人是看不起南方男人的，觉得他们太过斯文，缺乏阳刚之气，笑话他们只敢吵架不敢打架。东北人对南方人的勤劳和才智其实是心里上的佩服，面上的不屑；而南方人对东北人的懒惰和所谓的‘尚武’，则是从骨子里的蔑视。因为武力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只有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才是有力量的，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东北人爱说一句话，叫‘我谁都不惯着’，意思是‘别惹我，我谁都可以修理’，男人这样讲，女人也这样讲。东北有些女人的确比较泼辣，什么话都敢骂出口。东北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人在外要厉害，要拔尖，不能吃亏。她们长大以后，再把这样的观念传递给孩子。一代代的东北人就都有了那么一点点霸气，一点点乖张，一点点动不动就想‘灭了谁’的威风。
有人说，东北不敢迈出第一步，也有人说东北人吃不了苦。但我要说，这个其实不然。闯世界对东北人来说并不是太难，难的是不敢迈出第一步。东北人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会轻易离开那富饶的黑土地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稻草窝，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就很滋润了，何况有‘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良好生存环境，让那些‘死『逼』无奈闯关东’的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与生俱来的依赖。
有人说，东北人太认死理，怕受委屈也咽不下气。他们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承受一个失望、一个委屈、遭那么多的罪去讨那一点点公平，却不能也不敢放下自尊，到他乡去淘金，给自己创造一个命运。
有些南方来咱们东北工作的同志私下跟我说，东北人表面彪悍自尊，实际胆小自卑。东北人的文化观念表层体现是彪悍、匪气、自尊，根深蒂固的则是本分、胆小、自卑。我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因为我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早把自己当做一个东北人了。但是这话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我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真的。我觉得这挺悲哀的。
更有人说，东北人爱讲义气，但正常的人际关系被含糊的义气取代。东北人动不动就会呼朋唤友教训对手，来者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帮着开打，至于打出什么后果、能否承担得了则是另一回事。这哪里是什么义气！讲义气之人不愿言利。可是，该讲义气、该替人着想的时候，东北人反倒不仗义了。有人说，和东北人不能合作，他们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自己的钱赚走了，不甘心，还要把对方的钱也要本利都拿走才痛快。正常的人际关系变成了一种含糊的义气，正当的游戏规则被感『性』取代。明明通过正常途径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在东北你要找人，要找关系，不找就心里没底，尽管找的人也可能帮不了什么，但一定要找。这种风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东北人对权力的崇拜是难以想像的，无论多么蛮横霸道的人，在权力面前，都异常的乖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没有真正有效的运行起来！
另外还有，人们都说，懒成了现代东北人的通病。肉体的懒惰导致了精神的畸形。在南方，到处是民工干活不惜力的情形，上次我去吴城，吴城的民工很多，我了解了一下，苏北的特别多，他们干活都很卖力，也不觉得卖力干活丢了面子！我觉得这个思想就是对头的，我们以前就说，劳动不分贵贱！而在东北，大家更愿意衣着光鲜，刻意表现尊贵而不屑选择‘下贱’的劳作；许多青年宁愿游走江湖、给人‘看场子’，用鲜血和生命去搏杀，以期一朝富贵，也不愿本分地干活，靠勤劳吃饭。还有人说，东北人越穷越好面子，甭管多大的事，只要你礼到了，话到了，他都可以放过去，不与你计较，讲一个豪爽，但若你让他在人前丢了面子，那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恨了，这叫什么事！
所以联系起来一看，我觉得吧，关于东北振兴，有两件事引人思考：一是如何诚信。特别是有的『政府』都不讲规矩，那谁还敢信？二是怎么反思。如果说岭南、两江（本书的两江指的是江东、江南）的发展是计划经济影响小，东北比不了，那么东方呢，东方也可以叫老工业基地，看看东方人，他们说要站高一步、看远一步、思深一步，他们做事是坚持前瞻『性』、创造『性』、柔韧『性』相结合，他们充分吸取了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优点，为东北人树立了榜样。如果连这一点东北人都不愿意反思的话，我觉得中央即使给再多的政策和资金，东北也不一定能扶起来，因为毕竟一切的一切，都要靠人执行。东北人先要正视自己改变自己，才能不辜负中央『政府』振兴东北的苦心。不能回避问题，包庇自己的结果只能是害自己。毕竟，振兴东北还得要靠东北人自己。”
萧宸听到这里，“啪啪啪啪”地鼓起掌来，如果说上次在看了北珠之后，自己只是对侯叔叔“经营城市”的理念感到亲切，那么今天听了他这番自我剖析一般的分析，才真正是感到了一阵敬意。
人，不怕犯错，就怕错了还不准别人说，就怕错了还不肯反思、不肯改正。尤其是地位越高的人，要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就越难，要自我反思也就越难。
但侯东往可以，他毫不避讳地把这些话说了出来。
萧宸用力地点了点头，他觉得，如果能跟侯叔叔全面配合，振兴东北――其实暂时只能算振兴辽安――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