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华夏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华夏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华夏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华夏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郑南巡推动了华夏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华夏改革开放的舞台，华夏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郑老南巡讲话后，1992年华夏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华夏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华夏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袁伟民先生是华夏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华夏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华夏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华夏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华夏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华夏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郑南巡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华夏就出大问题了，而华夏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华夏经济改革方向，央视一位名嘴说得耐人寻味：华夏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华夏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萧宸看来，这其实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必再美化“红山口”，如果让他通俗地比喻就是，郑老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华夏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华夏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华夏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这里有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了，多年后华夏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华夏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并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萧宸，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体育总局那批人只怕更加不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华夏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华夏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华夏人民的骄傲感。
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华夏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其实到现在，华夏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京城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京城希望这可以成为展现新时期华夏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当然，萧宸知道京城会取得成功，不仅在今年7月13号那天会成功，2008年还会取得更加振奋人心的成功――但这与国足无关，甚至国足将来在2008年输掉比赛后，还会被网友调侃“国足欢迎你”……
华夏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华夏国球和国跳的意思，能拿金牌的运动员，都是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荣耀）。
思考华夏足球落后的问题时，萧宸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华夏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华夏足球落后的原因。他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华夏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于是，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华夏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华夏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华夏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华夏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华夏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华夏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华夏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华夏柔道队拼命从华夏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华夏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华夏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华夏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华夏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华夏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华夏人自己的项目。看起来，这是行之有效的好手段，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萧宸知道，如果这一世与前世一样，会在2008年经历京城奥运金牌大狂欢，那么这种愉悦恐怕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萧宸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像是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爱好和选择。萧宸真正的想法是：上述华夏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而足球不能，面对几年后，全球范围价值2000亿欧元的足球产业，一旦华夏足球加入其中，体委――也就是体育总局――那每年区区几个亿资金的单位，如何控制得住？
所以，在萧宸看来，只要华夏的足球，还是在体育总局以及足管中心落后『操』作下的“小众运动”，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这时候，宋明宇忽然看了萧宸一眼，说道：“我想在吴城免费建设几个足球场，你说市委和市『政府』方面，有没有可能给出优惠的用地政策？”他自嘲地一笑：“我虽然想在大众足球上投资，可也不能拿建房产的价格来买足球场的地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