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地搞腐败。
其实只要是人所组成的社会，不管多么完善的体制，都永远无法彻底根除腐败，只能减少到最低程度。人是社会动物，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时，很难独善其身。『政府』官员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丧失理想信念，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在官员身上的一种反映。
后来林磊到了萧宸身边，萧宸对反腐败工作是比较关注的，有时候在出行的时候，因为要跟沈诚谈公务，在车上也谈到过一些东西。可能是萧宸也有锻炼和培养林磊的意思，倒也经常跟林磊说一说政务上的事情，对于腐败问题，萧宸也谈过一些。
在萧宸看来，腐败最原始的根源是人欲望的一种表现。当人类组成了社会，产生了权力，腐败也就产生了。腐败与权力是共生物。但腐败是任何社会都反对的，最起码是从形式上反对的，所以设置权力的同时，都会构建如何防止腐败的机构。形态上越先进，防止腐败的效率越高。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根除了腐败。
欲望有正常的欲望和反常的欲望，在上规范下得到平衡的欲望和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望。欲望的产生应该说是种自然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则是社会属『性』。
林磊自然不是真的一点社会阅历都没有，这年头的大学生，虽然没出社会，可谁没见过身边那些形形『色』『色』的“怪事”？根本都见怪不怪了。林磊也知道，为官者身居『潮』头，谁能一尘不染。尤其是在表姐身在官场，而他自己也跟了萧宸，更是觉得不能因为有贪官就说官官都贪；不能因为有墨吏就说吏吏皆墨。腐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上就没有腐败了？记者搞有偿新闻、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礼金、裁判吹黑哨，不是官照样有腐败。社会转型时期有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不可能不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当然，当干部做到大公无私不容易，但至少做到先公后私还是可以的。说起来，林磊还真有些佩服萧宸，到现在为止，林磊还真没发现萧宸有什么腐败现象，出了用车频繁一点以外――可他用车也是公用居多，极少时候私用出去，也是在市里到处看看，倒是更有些巡视自己治下的意思，好像今天开出去钓鱼这种事，林磊跟了萧宸几个月来，也不过两三次罢了。再退一万步讲，萧宸的“特别费”，恐怕比大部分处级干部多不了，他还不见得用得完，实在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萧宸跟林磊说的话，林磊也不是完全都懂，但他对萧宸格外崇拜，萧宸跟他讲这些东西，不管懂或不懂，他都默默记下，想来现在不懂，多想想，没准以后就懂了呢？总没坏处。
比如萧宸说搞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加速发展，上一代领导人最终决定，为了发展得更快更有效率，暂时牺牲一部分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在重新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正处在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至于现在，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的确是难了一些。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权力过滥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将来还要还政于民，很多事情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最终要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候因权力过滥造成的腐败才能消除。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管不行，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转型阶段思想观念大碰撞，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都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这些话，萧宸说出来好像天经地义，林磊听起来倒也觉得天经地义，只是『迷』『迷』糊糊中似乎理解得不是很透彻，但这种年纪的年轻人，不是最崇拜偶像的时候么，既然萧宸说是，那就自然是了，自己不懂，那是自己水平不够，阅历也没到那程度而已。
林磊于是叹道：“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这也真是没法子的事。这年头，要真是按照本子上的条条框框来对照着查，那哪个能经得住？腐败这种事，哪里是真正查得清的？朱元璋杀贪官杀得多吧？明朝的腐败难道就少了？他洪武年间的腐败难道就少了？……这个问题，根本就无解！”林磊这话，也不知道是顺着赵志刚的意思来说的，还是自己真有这种感觉，反正赵志刚听得大喜，连连点头，称赞林磊果然是年轻有为。
想那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实在是华夏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可惜的是效果却很有限。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如此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华夏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华夏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杰轲，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当然这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钱波忽然笑起来，说道：“咱们华夏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这个腐败问题……嘿嘿。”
三人听了，都不由自主地点头赞同，这的确是事实。
林磊嗯了一声，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这句话一出口，倒是让赵志刚和刘、钱两位局长都高看了他一些，刘大春笑道：“林老弟这话说得好，一针见血啊，还有些哲理呢。”
赵志刚和钱波也点头附和，林磊却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话不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其实也是听萧书记说的。”
三人都一愣，心说这小青年就是呆愣。不过嘴里却是一点不慢，一齐称赞萧书记果然有学问有见识，高瞻远瞩，非是他们寻常人等可及。
赵志刚忽然嘿嘿一笑：“别看那些人对腐败看似恨得厉害，但其实这里头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要是他们有腐败的本事，没准腐败得更厉害。这些人就是在痛恨腐败的同时，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沉侵其中，随波逐流，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忽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哈哈一笑：“我要是省委书记，什么过年过节收点小礼品，那能叫腐败吗？我要是不收，下面的人不是还担心我有别的想法？对吧？这年头就是这样！”
林磊笑呵呵地点头，看似颇为同意赵志刚的意见。
要是照林磊的看法，华夏人就是有两个劣根『性』，一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二个是都觉得随大流总不会错。因为这两个原因，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那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
但不论怎么说，赵志刚这番话倒也真实，如果现在去问自己的朋友：“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