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华夏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华夏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华夏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华夏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萧宸坐下来，刚上好鱼饵，正要甩钩出去，忽然停住，问道：“你说，这些农民农闲的时候就这么闲着，是不是有些浪费？”
王文远一怔，然后笑了起来：“怎么，咱们领导又有什么好点子了？指示指示啊，三农问题可是现在的大问题呢，中央可是关注得很。”
萧宸见他这副惫懒模样就知道他是没当一回事了，不禁摇摇头，其实萧宸也只是想起这个事了随口一问，并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也就没有继续说。
其实现在华夏的“三农”问题，已然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华夏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华夏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所以每到农闲，就有这么多人来钓鱼――当然照萧宸看，来钓鱼总比去打牌好一百倍。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华夏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华夏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华夏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华夏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现在还只有2000年，萧宸心里回忆了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央应该是在2006年取消的农业税。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 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就算取消农业税以后，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依然是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其实“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华夏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华夏。失去农民，就失去了华夏。『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萧宸一边甩钩出去，一边问道：“你觉得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王文远的鱼钩早就抛出去了，此时正拿着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道：“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华夏以前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现在虽然工商业发展起来很多了，但我们仍然有八亿农民，其实算起来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归家呢。”
萧宸点点头，道：“华夏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
“对，华夏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华夏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而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王文远赞成道。
萧宸点点头，没有继续，王文远在他面前却比较大胆，道：“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
这个话题，就不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不论是萧宸还是王文远都知道，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华夏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华夏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华夏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华夏，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华夏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先前的话题既然不好继续下去了，萧宸自然就开口把话题岔开：“所谓‘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华夏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华夏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王文远听得连连点头，道：“曹锦清在《黄河边的华夏》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华夏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华夏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华夏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华夏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 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讲到这里，萧宸忽然发现，其实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就好像，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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