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1章 谁监督党？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华夏似乎注定了无法平静。
1月5日－6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城举行。会议提出，为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1月5日－7日，全国第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城举行。顾挽澜在会上讲话指出，全国几十万领导干部和几百万干部群众参与的这次“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扬。今年各级党委仍然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把搞好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三讲”教育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紧抓好。
1月12日－14日，华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城举行。姜恩国就从严治党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二、坚决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三、坚持从制度上确保从严治党方针的贯彻实施。
1月24日，由政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举行。党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西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政务院总理洪定邦在会上阐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要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上来。会议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几件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重点工作：第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第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第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第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西部地区各省市自制区和各地区立即行动起来，成立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和策划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方案，组织调研、论证，召开国内国际和地区等各类开发研讨会、情况介绍会、招商会等等。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支援西部大开发战略。
2月1日，姜恩国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谈话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对事关我国教育发展方向，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论述，指出：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开展工作。
2月15日，赣西省豫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赣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顾常正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判决，顾常正因大肆收受、索取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然则萧老不同于南巡公，南巡同志历来铁腕，长居于中南海以便震慑党内某些不安分的人，而萧老跟南巡同志不同，他对于华夏大局的巨大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巨大根深的人脉、在华夏经济工作中奠定的威信以及刚柔并济的政治手腕。所以，他无须一直住在那四九城中。
但，人不在京城，不代表京城要做某些大动作的时候，能不来问问萧老的意思。比如今年，两个反腐败大案，就是在中央要下决心之前先来询问萧老意见，而终于得到萧老同意之后实施的。萧老依旧是萧老，他并不爱做“显峰”，即便南巡同志不在了，他也继续选择做他早已习惯的“隐峰”。他依旧只保留“否决权”，而将原本掌握在南巡同志手里的“决定权”真正地交给了中央。有人私底下羡慕萧宸，认为他如此一帆风顺，年不到三十便成为省委常委，正是因为萧老这一举动，让中央那边数派都同时放心了不少，于是投桃报李……
从年初的顾常正案，到这几天终于爆发出来的陈杰轲案，萧老都接到过中央的请示。顾常正背景有限，但辗转跟老京派某位二代太子首脑有些联系，不过关系也不算深，那位大人物自然也不会在此时出面保这样一个必死之人，萧老想也没想便回复了中央：“无异议。”
而这次陈杰轲案，萧老也只是思索了片刻，便同意了中央的意见。虽然陈杰轲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已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一员，但萧老想起前一段时间萧宸转给他看的一片文章，终于还是没有对中央的决议作出否决，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即便陈杰轲跟自己某位老部下一贯有些亲近，但同时他这次被揪出，也有一些别的原因，而且据说中央那边对他极为震怒，几位同志分别给萧老打电话说明情况，最终萧老回复他们，按律严惩……
萧宸转交给爷爷看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发出警告：华夏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萧老看过之后，十分重视。
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华夏目前已经形成的所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作为华夏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华夏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的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感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期的『迷』惘和苦恼：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等等。
中纪委某位副书记就说过，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这位经济学家在文中分析，华夏经济走上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概率很高的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发干预力量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有许多“设租”的机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
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公共财产的问题。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华夏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表现为：一是裙带现象；二是权力寻租；三是“中转站现象”。华夏的“权贵资本”在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在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有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
这位学者主张彻底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他提出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在华夏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尤为困难。这位学者倡导的法治不是『政府』作为工具来治理老百姓的“法制”，而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治框架之下，都受法律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用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减少『政府』官员自由量裁空间，削弱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本钱，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华夏的发展。
他说，“暴利行业”除了先行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就是极度仰仗权力杠杆的垄断领域。即便是个傻瓜，只要拥有“关系资源”能够运动权力“批”到地、贷到款，想不当巨富都难。而除了“关系”比我硬者外，谁又能与我竞争呢？应当防止“公共权力”由于不受“公共”制约而导致的非“公共”化。一旦这种权力“非公共化”了，无论放还是管，都会失去公正。
如果仅仅如此，也还罢了。这位学者更大胆的说法还在后面，他说：当代华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已经不值得讨论，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这位先生所说的华夏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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