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两三年之中，术阳县的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已经少得可怜，而何仇还在继续督办此事，现在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然而在改革开始的阶段，术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何仇创造了“何仇速度”。以下的一组数字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何仇速度”——到目前为止，术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2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27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城镇楼房总数的32倍；新增城镇人口23.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术阳城区新辟街道33条，新铺水泥路5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7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16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术阳百姓面前。
可以说，何仇的办法简单说就是用一时之痛，换长期的舒坦，只是这个一时之痛……的确有些太痛了。
萧宸的方法则要温和许多，鼎清区的官风被萧宸从歪路还是往正途带了以后，萧宸利用手里的资源，招商引资和扶植本地龙头企业两手一起抓，使得鼎清区的经济连年暴涨，以至于当时省计委甚至派人到鼎清区查账——他们担心那样高的gdp增长速度又造价的嫌疑。然而事实证明没有。
在经济上去的同时，萧宸大力抓的也是市容市貌和园区的综合治理。接着市里争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东风，萧宸在整治市容市貌上所花费的精力显然不会比何仇多，但效果同样明显。而萧宸最大的优势是，他没有因此勒紧全区人民的口袋，没有让他们为改革支付成本。所以同样是搞出大的政绩，同样是在本地群众中口碑极好，但何仇在外界有极大的争议，而萧宸却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除了这次执意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得某些媒体对他此事的前景不怎么看好外，萧宸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刁难。何仇的改革曾一个半月内被“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聚焦三次，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而萧宸正好相反，他的多篇关于改革的文章被理论动态作为内参发表，《人民日报》数年内先后三次就萧宸任内的改革发表头版社论为萧宸和“萧宸们”叫好打气——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
萧宸这一次跟何仇也是有过短暂的交谈的，虽然实际上谈得并不深入，但何仇的一句话让萧宸知道了何仇的施政手段，他说：“华夏要在五十年内干好西方国家三百年才干出来的事，什么都去跟老百姓解释，那除了解释就不用干别的事了。”
有人说，这是以“人治”代替“法治”。萧宸作为一个坚持法治的政治人物，他也同意这个看法，但他并不因此完全否认何仇的说法不正确。华夏和印度的差距可以看出，没有权威，只谈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办不成事的。同样在市里修一个天桥，华夏的人如果『政府』决定搞了，考察论证一星期月，审批一个月，半年修好，天桥投入使用，全市人民都受益了。而在印度，『政府』想修，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一部分居民不同意，于是搁浅一年，第二年『政府』又想起这个事了，继续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还是有人不同意，于是再搁浅……结果八年后，天桥的规划还是一个规划，交通拥堵、车祸频繁依旧。
可见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集权是需要的，但是萧宸担心的是，这个集权也得有个度。在他看来，如何仇这般，强行扣下全县公务员的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用来满足行政改革，即便他完全理解何仇的苦心，也依然觉得是错误的。
萧宸历来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政府』该做的事情由『政府』来做，绝不能由群众来买单。老百姓是交了税、守着法的，在这个基础上，甭管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该是『政府』干的事情，凭什么让老百姓再掏一次钱？这就好比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他已经付了饭钱，结果你饭店装修、请大师傅甚至买菜的钱还来找他收，那自然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而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上，萧宸和何仇两人的方式更加不同。何仇很彻底，就是一竿子卖到底，所有的国企都不要了，全卖掉，卖干净拉倒，全体走私营的道路。
而萧宸则是坚持能救的救，不能救的改。用什么办法救呢？制度，改掉行政干涉企业的制度，你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来做；你不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下台。做得好，赚了钱，你也分红；做得差，亏了钱，你也蚀本。这就是萧宸的原则的一个简单说法。虽然同样是借鉴外国的经理人制度，但萧宸也同时借鉴了外国的国企经理人制度，萧宸现在要干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实际上就是让政企合理分离而已。而何仇不知是没这个功夫干这事，还是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办到——亦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他选择了直接卖光。
萧宸掐灭烟头，微微一笑：“江东省委要是能说通中组部，我反正是服从组织安排的。”
游靖的笑容顿时浮了出来。
萧宸也笑了。
就让我们再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看看究竟哪条路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