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咱们不能老是出了事再来查原因，是吧？”
这个观点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了，就都笑着点头说是，气氛顿时变得融洽了不少。
新上任不久的胡志林副支书是分管经济工作的，但是因为萧宸的关系，实际上他在经济工作中现在能说话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他有些急于在经济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志林支书轻咳一声，道：“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老问题，搞得太差的企业，和搞得非常好的企业，我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两个置换，有必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一点，大家看来是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么问题就回来了，这个产权改革里头，国有资本还应该保持多少的比例，给予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应该占据多少股份，员工公有或者分配的股份又该占多少？这些东西都是和省委省『政府』都没有明确指出的，我们既然要走在前列，就必须自己来『摸』这个石头，现在第一步怎么走，试点中的这些企业，我举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好的比如远东稀金，现在怎么分配这个股权，差的比如朗柳棉纺，又该怎么分配这个股权？”
话题又回去了，于是大家又沉默了。
萧宸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这些常委们可能除了不愿意担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发表意见，即他们确实不懂，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才合理。
他只好继续唱独角戏，轻咳一声道：“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是如何分配剩余。国有企业之所以要转让，就是转让之后带来的价值一定要大于转让前的价值，否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何分配转让后的剩余与很多条件有关。我要讲的是，在谈判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价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过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原则’，这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剩余平均分配。假如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值5块，到你手里值10块，剩余是5块，平均分配后每人2块5『毛』钱，所以价格应该是7块5。这是以谈判双赢为前提的。当然，谈判双方获得利益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竞争，如果有10个人竞标要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10块；如果只有1个人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5块，但不可能高过10块，否则买主不愿意买；也不会低过5块，因为卖主不愿意卖。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应用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道理给忘了。我们总是觉得买的人如果觉得占了便宜，那就一定是国家吃亏了。但实际上，交易本身就是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能说一个人花一百万买了一个企业，过三个月用二百万的价格给卖了，国家就吃亏了――我说不一定。”
萧宸觉得他讲得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但他看了一下诸位常委的神『色』就知道，很多人根本没理解，只有胡志林副支书倒是好像有些若有所思，王文华支书一脸微笑，不知道他是想通了还是故作高深。
萧宸只好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假如出售100%股权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后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2。我们推导一下，如果企业改制前值1000万，出售给经理人30%的股份可以升值为2000万，那么经理人应该出多少钱？-100万。你想，改制增加了1000万，1000万应该由买者和卖者平分，所以交易价格是1500万，也就是说，买者应该付出500万，同时他在增值后的2000万中占有30%的权益，应该得到600万，所以他的实际付出应该是-100万。因此，在购买部分股权的情况下，如果买者不出钱，卖者倒贴钱，并不意味着卖着吃亏了。山西票号的东家在一、二百年前，就能把60%的分红权让给那些掌柜，其道理就在于此。”
这个解释说出来，大家再次恍然大悟了一番，一个个都『露』出“哦，原来是这样”的表情。
萧宸心里有些无奈，跟这么一群经济外行解释经济政策还真是吃力，但却由不得他不解释，毕竟这样一个政策下去，它只能是一个集体决议，萧宸不可能自己打包票去干。
“说到这里，我得讲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优秀经理人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留住好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是越来越难了，过去我们是靠高能力的人养活低能力的人，你能赚200，我能赚100，咱们一人拿150，企业也不亏损。现在赚200的人都一个劲地往外走，就剩下赚100的人在企业里面，但麻烦的是他的工资还是150，于是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过去国有企业是技术人员流失比较多，现在是管理人员流失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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