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在恢复送“万民伞”的传统。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直给人“僭越”、“逾制”的感觉呢？萧宸除了对这类人的权谋智慧表示怀疑外，还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某些执掌一方的县委支书、市委支书，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一切存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中。
比如，古代华夏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权谋上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超前辈的权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饰父母官之实，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县委支书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欢送英明领导”本来就是“万民伞”的变种，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通俗地说，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一切对宣称代表先进的执政党来说，在表面上、口头上必须作为“封建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摈弃，而在实质上、『操』作层面上，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某级别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对种种“僭越”、“逾制”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规进行惩处，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超规格”屡见不鲜，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县、市也能盖一个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
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所有的官员，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完全靠权谋智慧和为官经验，而没有类似古代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相反，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从这个“逾制”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如今的权谋场上运行，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支书在其辖区内的权力，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定位，或者说根本没有确切界定。
还有一个就是权力来源的问题，华夏帝制结束之前，有两种授权方式，这两种授权方式的权力来源是一样的：“受命于天”和“君权神授”。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时期是分级授权方式。而在秦以后，郡县制开始实行，则一直影响华夏直到今天。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权力只有一个来源――皇帝。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他们官职有高低，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权。知县听命于知府，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替朝廷办差，因为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行政长官――知县都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见新任县令，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你只对朕负责，你的官印是朕给的。因此，当时下级虽然也得奉迎上级，毕竟天下之大，朝廷对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会十分麻烦，但毕竟自己的乌纱帽不是顶头上司直接给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知县对知府、知府对巡抚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
但到了如今，却是进步了，进步在于总支书肯定不会亲自决定某个县委支书的任免，总支书只管任免省委支书，省委支书再来任免市委支书，市委支书再来任免区委支书，权力层层往下。――当然，从程序上来说，还有个党代会的存在，不过这东西基本上也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支书最大的权力，不就是人事权么？掌握住了官帽子，你还敢不听话？
即便是同级常委的任免和调动，上级部门和领导也肯定要征求一下支书的意见，如果支书对这位同志意见很大，通常对这位同志而言，就是非常的不利的了。
所以，支书的权力在辖区内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
然而常委会毕竟是常委会，支书虽说有可能一意孤行力压整个常委会的反对意见，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多了，这位支书的威信也就算完全扫地了，而且上级部门和领导也一定会觉得这个班子出了问题，一个完全不能团结同志的支书，怎么能胜任支书一职呢？
常委会这一条，可能是唯一可以在辖区内限制支书权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