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成小声说：“萧书记，刚才杨书记来电话提醒我们，绝不能向闹事的人服软投降，江南新城的忻且二讪很多人的切身利兹，今天来了闹事的。我们服软了，后天又来一拨子咋办？”
“咋办？只要他们提出的是正当合理的要求，我们就服软、就投降。政府毕竟是人民的政府，我不怕群众请愿，就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拆迁之机，发歪财，把拆迁这本好经念歪了，把好事办砸了。
”萧震说得斩钉截铁，落地有音。
“萧书记，我觉得杨书记说得很有道理。”朱和平一听说市委杨书记来电话，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养驴的才知道驴的毛病，这伙工人的毛病我知道，给好不依好，就是些得陇望蜀的人。”
萧震没有理睬朱和平，而是盯着张邦成问：“邦成同志，依你的意思，怎么处理比较稳妥呢？”
张邦成试探着说道：“改革年代，不免会发生触及一些人利益的事情，也难免引起不少人的过激行为。所以说，像上街静坐，到处告状，甚至像今天这样跑到政府门前集体请愿，也就显得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但是这些工人的意思，既然不光是要工资，还要政府立即给他们安排工作，这个，，我的意见是为了维护眼前拆迁这个工作大局，不能轻易答应他们的条件，至少把背后负责组织者和带头煽动者先按治安处罚条例整治一下。”
萧客眼角的肌肉动了一下，面无表情地问道：“你考虑过没有，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事态的发展将是一种行么样的结果呢？”
张邦成一看自己可能要担上这么一个吃不了兜着走的责任，真忙解释说：“萧书记，这原本不是我的意思，是杨书记指示这么做的。”
萧定目光阴沉，却不放过张邦成：“邦成同志，那你个人的意见是什么？”
张邦成早就明白了萧震问话的意思，但现在他们俩之间，其实不是因为意见不和而对立，而是因为双方的权力分配上的不公而不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他们俩都是跑在两股道上的列车。
在这种对立的处境中，张邦成深知自己现在还不具备与萧震抗衡的能力，但他如果还想再进一步，就必须让上面的领导觉得他还是有能力的，绝不能只生活在萧震的阴影下。所以他必须狠下一条心，抱着无毒不丈夫的心态，打击萧定的霸气，阻止他在鼎清稳座泰山。
现在在华夏体制内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叫“一俊遮百丑”如果一位领导工作干好了，即使走出现不光彩的事情，一般也不打紧，因为必须看主流，以工作成绩掩盖一切，大襟盖小襟，有错也没错。
张邦成这次为自己设计的策略，是在群众面前扮演一心为民的公仆，把萧震显现成一位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冷血动物。“萧震萧震，一心建城，乱挖路基，漫天扬尘”这就是萧震的所作所为。所以这时候他看着萧震，就要了个滑头说：“我还是按照您的意思办。”
萧震声音又沉又缓：“邦成同志，我是在问你这个政府区长。”
张邦成此时却变得吭吭哧哧了，把心思放在揣度琢磨萧震的真实想法上了，轻咳一声道：“法不责众，大几百号人，治谁？我又不知道背后的组织者是谁，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但我考虑当务之急是先平息这场事端，不要把事态扩大。”
萧震又问郑之鹏：“之册同志，你认为如何处理？”
郑之鹏现在早就跟萧震是一个线上的人了，回答萧定的问题就显得不遮不掩，痛痛快快，自己心里咋想，也就咋说，从不模凌两可，含糊其辞。
“我的意见是先搞清工人请愿的原因，他们有什么要求，如果工人的要求正当合理，我们就得马上答复，尽量不要把事态闹大，快刀斩乱麻，处理得越快越好，把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
萧震又看了看张洋，便问道：“张洋同志，你说呢？”
张洋知道今天自己的表现萧书记肯定是很不满的，如果接下来说得不好，还真不知道萧书记今后对自己会是个什么态度了。
这一来说话便十分仔细：“萧书记，我以为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工人请愿的性质，这不是有意闹事。凡事都得讲个前因后果，而引起这场事端的则是那份不公正的卖厂合同，企业负责人签订这份合同。一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也就是说工人压跟儿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在领导层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在受到阻止的情况下，企业法人自做主张，也就是私自签订了这份卖厂合同，职工知道后向领导反映过，召开职工大会讨论过，也抗议过，一切合法的手段都用过了，啥办法也不奏效，在根本没人理睬的情况下，他们才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办法。将心比心，这是关系一千多号人吃饭的大问题，为了吃饭，为了生存，谁不着急。但我认为，咱们的工人还是有一定觉悟的，没有做出任何过头的事情，要工作，要吃饭，保企业，合情，合理，合法。这么多的人，拖家带口，有老有少，有亲有友，你们怎么整治，用警车拉？动用。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俗话说，瞌睡迟早得从枕头过，这些工人丢了工作，丢了饭碗，终究是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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