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好一个地方，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后世有一部分人，往往习惯于夸大制度的作用，认为好的制度便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臆想。不可否认，好的制度能够帮助人更好地发挥才能，但任何制度，都是人来制定的，也需要靠人本身来执行。无人执行的制度，本身就等同于一则空谈。
而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刘羡打下了几乎整个巴蜀，一共十四个郡。地盘的急剧扩张，显示出官吏数量的严重不足，各地的统治根基也极为薄弱。他现在急需扩张自己的幕府，在巴蜀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也为之后的称王建制做好准备。
刚刚好，在成都国灭亡之后，就有这么一批现成的人才。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李雄在生前已经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小朝廷，虽然这个小朝廷还有许多缺陷，但什么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一应俱全，也确实维持了成都国的正常运转，有相当的行政经验，正好符合刘羡的需要。眼下这个小朝廷已经随李雄身死而一同投降，刘羡就将这个小朝廷的官员聚集起来，在郡府内挨个进行策试，再根据他们的才能酌情录用。
策试的题目倒也简单，就是让这些人叙述此前成都国的国情，并且就成都国的兴亡，谈论自己的经验教训。
结果比刘羡想象得要好，原尚书令阎彧、左仆射杨褒、中书令上官敦等人，都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其中阎彧的回答最有见地，他不愧是成都国的三朝老臣，对刘羡总结称：成都国之所以败亡，看似是军事上不足，实则是民政有亏。
李雄虽然名义上是成都王，但他并没有王者真正的权威，国家实际由李氏族人所共享。各李氏宗亲或分掌军队，或治理一方，虽口头上听从李雄的号令，可实际却形同分封割据。担任高官的李氏宗亲，拥有绕开朝廷，能在辖区内自行征税、自行任免官吏的权力。
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便是，成都国令出多门，朝廷对于地方的掌控力极差，法度也不可能严格。再加上李雄对天师道的纵容，使得民不知有君，君不知有民。看上去虽然符合老子无为而治的理想，但落在实处，就是刘羡入蜀之后，大部分郡县轻松倒戈，除去老卒之外的士兵，也多不堪一击。
阎彧还拿自己向李雄过往的建议举例，他曾向李雄献策，以各大族子弟为人质，在成都建立一支质子禁卫军。不指望这支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但至少能反过来削弱刘羡的影响力，加强巴蜀士族对成都国的向心力。结果此事就失败了，是如何失败的呢？各郡县大族不愿前往成都，便向李云、李离等人行贿，李离等人收了钱财，便佯作无事发生，每当李雄问起，口头说是要办，实际上是一拖再拖，李雄也不好严办自己的族人长辈，最后便是拖到不了了之。
阎彧由此向刘羡建议说：“昔汉室得天下而天下未靖，大乱络绎，历三代方平。曹魏得天下而三代失之，晋室得天下又三代而失之，何也？唯国中有国，府下有府者，以致于法制松弛，律令不行，官吏恣睢，民生疲敝。虽然相较于罗尚之虐民，尤有可取者，实非长久之道也。”
“而今殿下欲令地方大治，亦当以史为鉴，立法度，明奖惩，顺尊卑，令君威申于天下，上下可以相得也。”
刘羡闻言，对阎彧的想法大是赞赏，便将其收纳入公府之中，暂令其做户曹掾。并令他牵头，效仿当年诸葛亮与法正等人制定《蜀科》，以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为纲，草拟出一篇可以推广治理的新法。等将来在刘羡称王之后，正式公布天下，然后于巴蜀境内推广实行。
其次令刘羡欣赏的是杨褒，他以死者已矣为由，并不言李雄的错误，反过来直接指出刘羡的失策。
他直言刘羡入蜀以来，一共有三大过失：
一是用人狭隘。过于看重蜀汉旧臣之间的关系，而不注重他们的贤愚才能，使得有许多无能之辈遍布郡县；
二是好以身犯险。身为君主，所谓统天下之重者，如乘恶马而持矛，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应当爱身自制；
三是不注重水利。南方雨水泛滥，动辄流洪成灾，因此格外需要关注水堰堤坝。前年李雄刚刚开始修缮，还未见成效，就为巴蜀战事所耽搁。而刘羡虽占据优势，却无意于治水，今年若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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