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传到建业，孙皓大为厌恶，干脆自建业迁都武昌。
恰逢吴郡永安贼施但造反，劫持乌程侯孙谦，聚众万余人，竟反攻至建业。孙皓当即遣丁固、诸葛靓击败施但，又派数百人敲锣打鼓地到建业宣传，当众处死施但三族数百人，自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正好响应了此前的图谶天命。
也不知是否是孙皓真应了天命，在这以后，孙皓派兵与晋国攻伐，竟然是胜多败少。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陶璜击破交阯晋军，擒获晋将主帅杨稷，又斩杀杨稷长史张登、将领孟通、交趾人邵晖等两千多人。历时数年的吴晋交趾之战，以吴军全面收复交州告终。是年，凤凰云集于昭明宫西苑，孙皓便改元凤凰。
而在凤凰元年（公元272年，也就是刘羡出生的那一年），晋吴再次爆发西陵之战。东吴西陵督步阐叛降西晋，而西晋天子司马炎发兵十万，试图兵分三路攻陷荆州。谁料乐乡督陆抗，也就是曾经的东吴丞相陆逊之子，仅以区区三万之军，以一敌三，先包围西陵，再逐个击破西晋的两路援军，令西晋名将羊祜不战而败。
自此晋军胆寒，西陵之战后近六年，吴晋两国都没有再爆发过任何战事。
但这仅仅是表象。西晋皇帝司马炎素怀一统之志，几年来一直与征南大将军羊祜秘密来信，商议灭吴的具体战略。一段时间后，羊祜总结得失，向朝廷上了一道极为著名的奏疏。
由于西陵惨败，西晋朝廷内对灭吴一议多有反对，所以羊祜的奏议，首先是批驳那些反对者。他在文章中说，灭吴并非是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如果不“一大举扫灭”，则边境的百姓士兵就永无宁日。朝中有一些人，说什么“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希望用王化让吴国自然臣服，这不过是一种春秋时期的臆想。
当年先帝消灭蜀汉，难道就不困难吗？最后不也是获胜了？从地形上看，“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从人心上看，“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从我军实力上看，“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甚于往时”，现在还不着手灭吴，我们难道白白劳苦边疆百姓，靡费国财吗？
论述完灭吴的必然性后，羊祜又在文章中谈论战略。
由于两国的国力差距是如此巨大，羊祜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便是以众凌寡，故而将征南方略自西向东分为四路：
第一路是蜀军，“引梁、益之兵水陆并进”；第二路是荆州军，“荆楚之众进临江陵”；第三路是豫州军，“平南、豫州，直指夏口”；第四路是重心，“兖、扬、青、徐，并向秣陵”。
这四路大军大张旗鼓，同时向吴国发起进攻。吴国区区一隅之地，能拿多少兵马来抵挡呢？当然会捉襟见肘，挡住一路，便放开了另外几路，这是举国交战下必然会导致的局面。
其中羊祜着重分析到吴军的作战风格。
他认为受吴国朝局影响，东吴士卒向来不敢野战，“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应付一下也就对得起上司了，“其俗急速，不能持久”，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割据，也不是因为其它，还是水师强盛，“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只要我军能够渡过长江，吴人打不了水战，他们就束手无策了，“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
这就是羊祜最著名的《请伐吴疏》，只是在上奏后，依旧受到贾充等开国元勋的反对，仅有张华、杜预等寥寥几人上表赞成。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八月，西晋伐吴派领袖羊祜病逝，作为国家外戚，镇南名将，羊祜的死，是西晋一大损失。天子司马炎得知噩耗后，不胜惊愕，随后涕泪沾巾，悲叹道：“我还想让羊公统帅征吴大军，怎料他竟然撒手西去了。”
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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