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的唯一标准就是规矩和个人喜好。最要命的是,这个社会已无人去挑战哪怕是臆想中的权威,那形形色色的权贵还不愈发肆无忌惮?谎言成了媚上欺下的最顺手、最行之有效的工具,真相反倒成了众人避之由恐不及的瘟神。好好的窗户纸干嘛非得捅破?
好吧,那就接着猜吧。
重新装裱过的《兰亭序》真迹画心被谎称为冯承素双勾填摹本,不是都说冯承素钩摹本几可乱真嘛?那除了这位太子典书坊的录事,谁又能辨得了真假《兰亭》?所以,冯承素的下场必须是英年早亡,留下墓志上一句:“敢铭恨于泉扃,式图徽于石户”,以供后人嗟叹。
换下的天头、隔水、题跋及拖尾等,则无论如何不可带回长安内宫。而李家祠堂——翠微寺地宫,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它们理想而稳妥的藏身之所。至于“贞观”、“神龙”小玺,更是不得露其真容。根据唐内寺地宫的开启仪轨,乃是所谓“30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没有敕令,翠微寺地宫谁得能入?
这就是《兰亭序》神龙半印本的由来。而那真正的冯承素双勾摹本自然就被李治顺手敬了孝,随葬于李世民的昭陵之中啦。那种摹本放进坟墓多少也没人心疼,要知道,当年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爱不释手,“常置于龙榻之侧,朝夕赏鉴,以至彻夜把烛临摹”,遂下旨命韩正道、冯承素、诸葛贞用“双钩法”摹拓多本,赐予皇太子、诸王、近臣。摹本的数量多得很。
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兰亭序》真迹,传承有序,一代一代到了今天,现妥妥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再来摆几个不着调的证据,就当民科的抛砖引玉吧。
一、郭沫若先生的质疑所引发的一场大论战——《神龙本》就是真迹。
1965年6月10日、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所著《由王谢墓志的出土到兰亭序的真伪》。文中,郭老断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冯承素双勾填墨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北京故宫所藏神龙半印本就是真迹!
只不过郭老认为,此真迹并非东晋王羲之的墨宝,而是其七世孙智永和尚托伪之作。智勇和尚呀,不就是那位创作了不朽的《真草千字文》的隋朝佛家大师吗?
郭沫若的主要论据是:王、谢墓志碑与王羲之同时代,其书体为隶书,这与兰亭序为行楷不同。他认为同为东晋时期,不因出现两种以上书体。而且郭沫若进一步判断,非但《兰亭序》书法不是王羲之所书,其文也是“在原《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王羲之七世孙、陈隋间释智永所依托”。
郭沫若大作洋洋洒洒,足有三万言之多。此文一出,当时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敢于公开反驳者却噤若寒蝉。
正在此时,南京人士高二适,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江苏文史馆馆员以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之文,对郭文的观点予以逐一驳斥。但高二适之文却被光明日报退稿。后经章士钊老先生将高一适文直接转呈给老人家,称“此学论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鄙意此人民政府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遂行推荐。”
在老人家的的指示下,高二适文得以在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接着,七月份的《文物》杂志也全文影印,照登手迹。
一场由笔墨官司引发的兰亭序公案爆发了。其影响力之大,参与的巨擘之众,跨越的时空之长,堪称文化史上的奇观。这里先按下不表。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当年发文赞同郭沫若真迹观点的一干学者(可以列出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难道都看不出双钩填墨的痕迹吗?而且,反方高二适先生,居然也没有用双勾填墨的论据去抨击对方所谓的真迹之说。
这里要提到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他就认为,神龙本为褚遂良所临。“放浪形骸”的“浪”字无异于褚遂良在写自己的名字。难道米芾居然也分辨不出所谓硬黄响拓、双勾填墨,与所谓对临、背临的区别吗?高手如褚河南者,意临的墨宝更是与勾摩有着云泥之别,难道是米芾老先生喝多了犯迷糊了吗?
看来,对神龙本《兰亭序》而言,本就没有什么双勾廓添之实,以讹传讹,有人故意设了个迷魂阵,掩人耳目而已。有研究者称,虽经现代仪器千倍放大,亦未见任何所谓双勾填墨的蛛丝马迹。当然,有专家非把个别笔画中的飞白当成勾勒线条,也只好姑妄听之吧。
说一点题外话吧,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在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时代,从万民领袖到一介书生,所有人均赤胆相照,各秉己见,为了一个多年前的文化疑点不分尊卑、具理以争。这种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民族风雅,岂是那些蕞尔唯利之辈所能品味到的呢?
结论好像有了。
神龙本所谓的双勾填墨根本就是以讹传讹,是被人故意臆造出来的假象而已。
二、冯思远与邵师兄的神聊——命纸的年代鉴定
邵师兄:
“其实,想判别是贞观年间摹本,还是东晋真迹,将手卷命纸一验便知,毕竟中间差了三百来年呢。”
冯思远:
“既然狸猫换太子,原装命纸岂存?”
邵师兄:
“真正书呆子了。狸猫换太子,留下的自然是太子啦。”
冯思远:
“确实啊,茅塞顿开。若神龙版为真迹,则其画心为晋蚕茧纸无疑。若画心是竹纸或宣纸则必为唐摹本。若要是高丽纸就更加没什么彩了。”
邵师兄:
“是啊。在《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藤壶院以和歌暗度情愫,所使用的就是唐纸。即使在平安朝时期的日本,也是下一等才用高丽纸呢。”
冯思远:
“故宫博物院那么些德高望重的专家们,洞隐烛微,难不成对纸张没有鉴定和断代吗?”
邵师兄:
“先入为主或者灯下黑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公开的相关研究文献嘛。再说,这种课题冷僻艰涩,且费力不讨巧,更与大型断代工程沾不上边,谁不想投身于推动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的洪流中,傻子才坐冷板凳呢。不过,听说到是有皮纸之说,不足为凭。”
冯思远:
“就是就是。多年前,我在旧书摊上见过一篇1975年《文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的文章,可惜的是,下手不果断,失之交臂。那篇文章当时蹲在马路牙子上略微翻看了一下,感觉内容浮于皮表,以假设推导假设,以原因论证原因,颇有些不知所云,确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结论:
若神龙本画心纸为晋蚕茧纸,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神龙半印本《兰亭序》,为东晋王羲之真迹无疑。
草率了。那就期待故宫博物院的科学鉴定吧。
三、证据链上的重要一环——不应消失的“贞观”鉴定铃印
唐徐浩《古迹记》载: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装志部帙,以‘贞观’小玺铃印,命起居郎禇遂良排署如后。”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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