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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谎言:康雍乾盛世(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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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圈地,大量汉族百姓流离失所.好容易不圈地了,一次次无休止的战争迎面而来.打仗对于皇帝是功绩,而对于百姓呢?则意味着拉夫,逃亡,横死,捐税,兵灾,盗匪,粮食减产,衣食无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草民,这些汉族的草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尸骨都无法被人看到.看到的,只有”千古一帝”那光辉的身形.很难相信,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连年不断战『乱』中,人民还可以吃的饱,还能过上好日子.一个民不聊生的”盛世”,的确是少见的很啊!!!!

    这个千万年难逢的”盛世”就这样在残酷的精神压迫,和无休止的战『乱』中拉开序幕.等这个虐待狂的康熙死掉,一个比他更变态的人登上了帝位.他就是雍正.

    和那个”千古一帝”相比,雍正的特长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出『色』的理财本领.但是实际上呢?请看看历史上的一些真相吧.

    雍正从他老头子的手上接下一个烂摊子,虽然日夜辛劳,并且执行了摊丁入地,火耗归公等一些措施,但是从根本上却难以扭转财经的颓势.怎么办?一个字,抢!雍正有个极大的嗜好,就是抄家.许多官员被抓住小辫子,二话不说,家产抄没,都进了库.一个皇帝抢钱,抢到自己的大臣身上,实在是个创举.而因为*,等各种民族压迫问题而被满门抄斩的民间大户,其家产的归属则更不必多问.

    朝廷官员和有名望的大户尚且如此,卑微的百姓遭遇更可想而知.摊丁入亩,把税归到地上,大大提高了剥削之效率.活耗归公,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由地方『政府』征收剥削的税款直接拽到中央手里,跳过代理人,直接剥削.

    而对于真正可以提高收益的工商业,雍正的政策则极为短视,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对于对外通商,则更是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不但不开源,反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捆绑到无法刨出更多利益的土地上.地少人多,看天吃饭,但是税收却一文不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所以说,雍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财能手,充其量一个乡间土财主,再难听点就是一村霸.

    而雍正的一些其他执政特『色』就更难以看到盛世的踪迹了.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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