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我说”你真挣了不少钱”，可他说他赔了600万，我问他“那
怎么可能拿了100万的企业所得税？”他说人家税务局要征这么多，我说“要征得有账啊”，他说人家不按账，按销售额征，认定每销售100元的产品至少有10%的利润，所以就有国家的税收3。3%，他说他去年的销售额是6000多万，所以得拿180万的所得税。这个数字就
是这么征上来的。我为什么说远远不只1。6万个亿？我曾在一个贫困县建过一个加油站，
从1997年1月21号建站，到2001年8月22日总共的费用（吃喝花费、税收）是298200，其中国税收的有138800，以收税为名收了地税39000，其中没有收税凭证的一个7222，一个24800，这是31000，也就是说地税入库只入了7000块钱。加在一起真正入国库才145000。我这个企业一共花了290000多，入库入了145000。所以说正税只占了一
半，那一半就是吃喝花，送礼。有人说：你愿意送。这就太委屈我们了，谁愿意出这钱？若有人说：你为了少纳税，那更冤枉。我们的帐目齐全，有据可查，从没有少申报，更没有偷漏税。
银行存款猛增，企业却纷纷倒闭。腐败都摆到大街上去了，豪华的住宅一套接一套。我大胆地估计一下，现在九万亿的存款，有80%的存款在5%的人手里，而不是像他们说的20%的人zhan有80%的资金，5%在咱们国家是6500万人，一个人十万就是七万个亿。如果真要是20%的人zhan有80%的款，这个社会还是能够前进的，能够拉动经济的，但现在走不下去了。
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说，现在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功利主义者，不关心政治和国家了，我说不能那么想，北大的学生平民家庭甚至穷学生居多，人们首先要求得到温饱，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咱们要求北大的学生还像五四的时候那么热血沸腾为国家，就要求太高了，那时候上学的人都是有钱的人，*说是个富农出身（可能是个地主也差不多），他来到北大图书馆还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人呢。
再说回来，减税费确确实实也行不通，因为减一时还得出现反弹。家饭碗的吃喝怎么办？你说中央怕农民闹事，我看是更怕当官的闹事，中央还得依赖他们。再者说，也不能说农民负担重，70元钱怎么算重呢？相对于他的收入来说重了，但相对于这个时代，相对
于国家的发展建设来说，目前农民给国家贡献太少了，农民的产值按现在的统计占全国gdp的15%，十亿人只占15%，这是多么的少啊。农民并不是不想贡献，也不是不能贡献，农民很勤奋愿意劳动，只是太穷了，给国家贡献不了。真要是有出路的话，农民为了这70元钱
敲锣打鼓的抗税，可能吗？怎么会出现刁民？没有刁官哪来的刁民？没有『政府』的压制，农民怎么会出现反抗？说农民穷农民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不苦？农民推着小车把胜
利推出来了，你给了农民以希望，农民就拥护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是农民看不到希望，农村成了绝望的田野。因此我说现在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第二，农民为什么穷。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我刚才说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他挺到1999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欠下了大约五千万的债务，其中有三千万是银行的债务。四大银行的账大约烂了有四万个亿，剥离了1。6万个亿，现在还没剥离的大约有两万多个亿，就是这么形成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人死了，他个人也没有发财，我相信他的孩子上学都困难，现在我养着好几个搞过乡镇企业人的孩子，我在救济他们。你要说乡镇企业垮了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素质不高，都不是实话。如果同学们真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例子，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即使有几个敢干能干的能人，也得让官僚部门给同化了。剩下像我这样的，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叹的，我也是九死一生。
我是下海的，当过十年兵，在『政府』又工作了十年，而且我学过四年语言文学，学过三年法律，打了十几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税务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请律师。死里逃生，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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