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中，首次提及了孟德尔的理论，虽然并未深入探讨，但他称赞了这一发现为“进化学说的重要补充”。达尔文的晚年仍然遭遇了大量来自保守派的反对，但他的工作在欧洲各国逐渐得到认可。1882年，达尔文在伦敦去世，享年73岁。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共同构建了现代生物学的两大支柱。
昂格尔：作为孟德尔的导师，昂格尔在布尔诺会议之后，积极为孟德尔的学术地位保驾护航。他联名顶尖科学家，为孟德尔的研究背书，并在之后的几年里，积极帮助孟德尔联系更多的国际学者。
昂格尔在他的晚年致力于推动植物学和遗传学的结合，他认为孟德尔的研究不仅对遗传学意义重大，也为植物学提供了新的方向。1870年，昂格尔因学术贡献获得了奥地利帝国科学院的终身荣誉奖。他的名字同样被载入植物学的历史中，成为那个时代伟大的学者之一。
耐格里：布尔诺会议后，耐格里被迫站在孟德尔的研究旁边，表面上承认了孟德尔的发现，但内心却始终无法完全接受自己多年的理论被推翻的事实。1866年，耐格里试图发起对孟德尔实验的重新验证，结果他的学生们接连验证了孟德尔的结果。
不得不接受事实的耐格里在学术圈内依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逐渐从遗传学的前线退了下来，专注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耐格里晚年变得更加隐退，不再参与遗传学的讨论。1875年，耐格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带着未能挽回自己声誉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飞看着系统一一列出的历史走向，心中不免有些感慨。这些曾经站在他面前的鲜活人物，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书上的一行字。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史诗般的庄重：
“由于你的干预，孟德尔的研究提前几十年得到了承认，遗传学的突破不再被历史埋没。
陈飞听完这些总结，忍不住感叹：“果然，历史还真是多亏了我的小小推波助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