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了，开始批斗我。那时我还木有资格叫他记挂，他是害怕我有一天读书有出息了，找他算旧帐呀！其实，我哪儿是那号睚眦必报哩小人。可是张金银就不放过我，整天到学校骚扰我，学习也学不成了，只好安心当我哩代课教师。我呢，国家虽然恢复了高考制度，可是学哩东西几乎全忘完了，也就灰了心，不再想考试哩事儿。可是我还是热爱文学哩，经常往报社、杂志社投稿，几年下来，也发表了不少东西，就叫县宣传部看中了，宣传部领导说让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哩心早已灰了，你看文革结束没多少年，张金印摇身变成张金银，又到乡政府上班来了，前几年还当上了计生办主任，后来出事儿干不成了，这两年又干上了农技站站长，真是神通广大呀！世事沧桑、沧海桑田呀！那种人都能东山再起，干着有啥意思！我又不想种地，田园生活是个只可体验不能实践哩东西，田里劳动有多苦，收获又有多少呢，也就是陶渊明说的‘草盛豆苗稀’罢了，要么就是《多收了三五斗》。可我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呢，不得不到宣传部干起了临时工，宣传部哩领导说，只要我三年里搁党报党刊上发表够多少篇宣传武莜县哩新闻稿件，就把我转成正式干部。你知道现在发表一篇稿子有多难哪，文学类哩还不是很难，可那就是发表了也不算。只要牵扯到宣传地方工作哩，报社人就认为在宣传当地领导哩政绩，不送礼，谁给你发表！可是咱县是个穷县，宣传部经费少得可怜，哪有钱转这个圈儿！只有靠自己！有一次领导交代我写一篇宣传我县农业方面哩文章，说县委领导们很重视，一定要把那篇稿件发表到国家级报纸上，并且说只要这篇稿件发表了，我转正哩事儿也就有了眉目了。我也木有别哩办法，拿着稿子，只身到了北京。到了报社办哩宾馆里，木有床位了，宾馆里住哩满是全国各地来投稿哩人，再说我也住不起，只是想着往人家报社里投稿，要住人家哩宾馆，才算有诚意。谁知木有床位，却合了我哩意。我就到车站候车大厅里睡了一觉，早上早早地醒了，到小摊儿上吃了小吃儿，赶着去报社，谁知报社那个编辑部都是满满哩人，关系户人家编辑们都忙不过来呢，何况是我，谁也不认得！木办法，宣传部木给经费，自己又穷，我想着该咋办呢？最后决定用我哩真诚感动他们。我就开始给那个投稿部所在哩楼层扫地拖地、端茶倒水。每天早晨早早地从车站候车厅里起来，往报社赶，忙着巴结人家。可是我在那儿干了五天，那个编辑始终不曾动一点心，我都快绝望了，想着回家吧，管它呢，大不了回家种地！谁知那天早晨我正在楼道里打扫卫生，报社总编上班来了，指着我对身边哩一个人说‘以后不要换清洁工了，就让这个同志在这儿干吧’，我要找哩那位编辑恰好从我身旁经过，听见总编哩话，笑着说‘他不是清洁工，是来投稿的’。老总笑了笑说‘我看他在这儿也干了一星期了，什么稿件，只要是无关大局的，就发了吧。’那位编辑只得说‘好’，编辑就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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