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电话接到每一个大客户包厢和红、黄马甲手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凭借着灵敏的政治头脑，“自觉”接受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监管。对虚假传闻、买空卖空等恶『性』交易予以核查，像当年“橡胶股票”这样的风波起码在制度上是予以了杜绝。在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轻轻松松、大家满意的过程，实际上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控制与反控制行为。租界四处林立的外资银行、金融商、买办、掮客都是交易所黑幕中地可能『性』成员，他们之间地重重勾结往往让上交所的日常交易变得肮脏不堪，几乎每一笔大额交易后面都有可能涉及到黑『色』交易。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积贫积弱地清朝『政府』了，秦时竹也不是软弱的慈禧或者袁世凯，中央银行特派员控制着中国最为庞大的金融资源，内务部特派员则控制着强有力的行政资源。任何想对这种力量进行挑战的企图都无一例外地碰得头破血流。
在北疆最初的盐政改革中，曾有几家著名的外国银行不甘心失去控制中国盐税的机会，联合起来对『政府』施压，不同意支付海关关税的剩余部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部慌了手脚，到处哀求和恳请，都没有成效，但北疆『政府』通过北方实业的力量，通知上海各主要进出口商人将业务一律通过秦皇岛海关转口进行，至于命令这帮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向的武器，则是北方实业控制下的煤炭、棉纱和电力，没多久，上海的进出口税收直线下降，不要说关余，就是原本应该支付给各国银行的关税都难以凑齐。这是各大列强银行所碰的第一个钉子。
后来，中央『政府』推行废两改元、取消洋厘后，各国银行不甘心既得利益的丧失，联合勾结起来拒收华元，疯狂抢购、套购白银，意图『逼』迫中央『政府』就范，新组建的中央银行一方面暂停支付借款和赔款。一方面联合人民、交通、中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抛出大量的外汇进行黄金抢购，各国银行在沪的黄金储备被一扫而空，结果不到半月，欧战爆发，各国货币一落千丈，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值大大下跌，各欧战参与国地货币价格也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北方实业、大通集团等国内几大出口商联合宣布。出口物资一律以华元或黄金结算，不再接受各国外汇。此时由于战争需求，各国都需要在华采购物资，特别是战争所需要的钨、锑、大豆等，只好又匆匆忙忙地将外汇换成华元，一来一去的损失恐怕只有天知道。
明面上如此，暗地里同样也是如此。外国在华资本力量除了白道外，多年来还豢养了一批流氓、打手等黑道力量。上海的青红帮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正经商人不是败于正常的商战之手而是迫于流氓、地痞的威胁而举步维艰，但在国家机器面前，这些宵小根本难以立足。护国战争胜利后，内务部对上海的治安予以了极大关注。不但使上海成为第四个拥有铁甲车装备地城市(前三个分别为沈阳、北京、天津)而且还派驻了内务部特派员，大批巡警、特警从北方抽调南下，一大批混迹于上海滩的流氓、瘪三在暴力机关前吃瘪，或是享用了内务厅的“花生米”或是被押往山西的煤矿、东北的铁矿服劳役至死。至于隐藏在租界里的危险分子。则由安全局负责定点清除，当地报纸经常刊登人口失踪的消息，而往往每过一段时间就能从黄浦江中捞起装人的麻袋，负责租界保卫地人群――无论是安南巡捕还是印度阿三，此时只能如无头苍蝇一般『乱』转。国务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葛洪义曾经在内务部秘密文件上批示：“上海滩的地盘一定要让人清楚，『乱』来是不行的！务必要使人明白，究竟谁才是老大！”
经历了这些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的事情后，中央银行在上交所的坐庄行为和内务部地大佬地位得到了确认。一般势力难以挑战，更何况欧战爆发，各列强殊死搏杀，在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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