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并强调没有总税务司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由于清『政府』当时处于革命风暴的风雨飘摇中，为了换取虚无缥缈的“国际干涉”不但同意将南方各处已落入革命党人之控制的海关关税保管权移交给税务司，就连在北方、仍处于清『政府』掌握中的其余海关关税保管权（比如天津）也移交给税务司，而支持安格联此项行动的则是以朱尔典为首地公使团。
凡事总有例外，当时处于东北军『政府』控制之下的东三省海关关税在秦时竹和日、俄两国的交易中被保留了下来。当时约定除了日、俄两国的赔款和借款外。秦时竹领导的军『政府』有权提用关余（指关税余额）。安格联曾经在这件事上和秦时竹等人扳过手腕，但没有成功。第一。东北是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任何大的举动没有他们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日、俄两国已实现了自己地利益，很难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第二，安格联曾经指使当时在海关中工作地关员辞职，但英法籍关员辞职后，总有中国、日、俄乃至德国籍关员补上，强行辞职只能导致英国势力被逐出上述海关；第三，军『政府』当时已控制了秦皇岛，这是中国的自开商埠，不但有关税征收权而且业务人员基本都为华人，革命军可以强令进出口交易通过秦皇岛办理（只是登记而已，并不一定要从秦皇岛出入）那样一来，东北海关地税收必然急剧下跌并随之带来其余借款抵押风险的增加，由于日、俄的借款利益已经得到军『政府』保证，德国和军『政府』之间有其余利益交易，受损失最大的只能是英法，这是总税务司不愿意看见的。
在朱尔典为承德斡旋后，总税务司和东北方面也实现了谅解，东北方面承认总税务司对于东北境内的海关拥有统一领导权，而总税务司则承认东北方面对于关余有自由支配权。可不必存入汇丰银行。由于东北是货物进出口要地，再加上秦时竹很早就废除了很多苛税和厘金，东北的进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争而受到影响，反而加速上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成本较低，分流了天津等地的关税而导致）。北疆『政府』之所以日子比较好过，不仅因为有北方实业这个造血机器，几处海关的控制权也是裨益甚多。
但自秦时竹当选总统入主中央政权后，关于海关控制权又成为中英交恶地关键点。以安格联为代表的总税务司和以朱尔典为代表的公使团不肯放弃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特权。借口清『政府』既然已经允诺而且中国新『政府』业已表明“维持和遵守一切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态度，袁世凯『政府』在和各国接洽“善后大借款”的草案中也有类似提议，那么中国新『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总税务司拥有前述权力。而中国方面则认为，这种要求无论从法理还是道义上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和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事项的文本依据，而且清廷当时做出地决定是风雨飘摇中的紧急行为，根本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正式态度。现在大局稳定，自然应该恢复到以前正常时期的局面。唐绍仪在和朱尔典接洽的过程中强硬地表示：“海关征税权利为我国既有之主权。绝不会拱手让与他国，安格联虽系外员，却是为中国『政府』服务之官员，若其固执己见，则中国『政府』必欲去其而快。中国人、美国人乃至德国人都可以担任这一职务……”
朱尔典当然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唐绍仪明着是指责安格联的不是，但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指责他朱尔典的。若是搁在以往，不要说商谈。就是中国『政府』敢于说出这种话语都是不可想象地，但时代不同了，朱尔典无法再继续对抗。秦时竹在东北已有这样的“先例”，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比如，可以在崇明岛上设立一个海关，让流经上海、江浙海关的货物从那里登记出入口，成为事实上的主要海关。虽然洋员控制了海关的大权，但大部分在海关工作地基层人员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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