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世界，风云变幻，关注中日战事的大国并非只有大英帝国一家，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一场专题会议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但实际上却反映了苏俄对远东局势的整体讨论，不仅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维诺也夫、克列斯廷斯基等政治局委员也在座，俄共一共5个政治局委员，除了列宁在黑海养病之外，居然都到齐了。
虽然列宁在1918躲过了女刺客卡普兰的刺杀，但多年积累下来的流亡生涯使他的身体遭到了很大损害，而内战期间繁重的工作更加剧了这种局面，这次到黑海养病，既是列宁自己想好好休息，也是党内的一致意见――俄国革命千头万绪，总舵手可不能垮了台。
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托洛茨基其貌不扬，看上去倒更像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共产主义领袖，不过任何人都不敢小看托洛茨基。他不但创建了红军，而且还率领着弱小的红军取得了内战胜利并击退了外国干涉军，虽然华沙城下的失败和远东的溃退有点丢面子，但俄共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敢拍胸脯说自己做得能比托洛茨基更好。作为享有巨大威望的人物，托洛茨基不仅是俄共的二号领袖并兼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唯一能在党内与列宁相提并论的人物，《真理报》在发表新闻时，一般总习惯性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与他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同志。
按照惯例，列宁不在。主持会议的自然是托洛茨基，再加上这次是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会议桌的中间，其他人员自觉按照在党内地位的高低由近及远地依次落座――这个顺序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弄错的。
“同志们，你们怎么看目前中日之间的战争？”托洛茨基的开场白异常直接。“党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托洛茨基内心深处无疑是极为矛盾的。内战胜利之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列宁强撑着病体，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在“战时共产主义”立场上后退、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执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用共产主义学说来解释，就是列宁暂时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理想，专心致志地开始要着手建设俄国了。这个方针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相背离，更与托洛茨基坚持的“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相悖，在最开始的时候，俄共内部的气氛很微妙。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风格还是泾渭分明的。列宁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理论派的，否则，类似于《布列斯特条约》、《鄂木斯克》条约这样的文件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去签署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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