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在金融自由化上踩的坑，不愧是后世对于金融自由化保持高度谨慎态度的现实依据。
金融自由化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的确促进了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
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
霓虹的泡沫经济便是最佳证明：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
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
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霓虹以及后来亚洲金融风暴的源头泰国的经历，都表现出了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风险加大的现象。
这在后世早已引起金融界，尤其是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高度重视，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呼声极为高涨，然而到加藤荣治重生前都迟迟未见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和风险管理手段出台。
这一方面表明金融自由化以后，尤其是实行了商业银行全能化以后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投鼠忌器，踟蹰不决的态度。
就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不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之后所出现的宽松经营环境提高收益率，无视金融自由化后出现的机遇一味退守传统业务，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败下阵来。
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一味加强监管，则有可能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付诸东流，不仅对金融业，而且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不愿骤然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
处于两难窘境之中的各国中央银行都在试图探索出一条两全之策，但又一时难以有所突破。
虽然从逻辑上讲，金融自由化和强化金融监管并不冲突，但在实际运作中确实极难掌握。
经过利害权衡，之后几十年间，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产生不协调时，相当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了优先自由化、适当放松监管的态度，把控制金融风险的担子放在金融机构自己身上。
总而言之，决不能将金融自由化理想化，把它假设为在发达国家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灵丹妙药。
刚刚摘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就立马拥抱金融自由化更是愚不可及的行为。这绝对是只有成熟的金融体系，才能驾驭住的“巨兽”。
像霓虹这样过早地拥抱“金融自由化”大旗，最后那一地鸡毛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注定的了。
这些想法，加藤荣治当然不会好心地跑去跟“前川研究会”的人讲，反正讲了也不会有大人物相信他一个大学生的话。
他也就平时跟手底下那帮子交易员聊天的时候扯两句，偶尔会跟黑泽隆也聊聊。
这位同学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踩了日元不升反降的坑，但很快就靠着他这年纪所罕见的操作精度挽回了损失。
今年二月的时候，他顺利地将投资所得返还给了加藤荣治。加藤荣治见他能全身而退，便干脆让他到晚荣投资的大阪工作室那边当临时工，多看少做。
算上自己操盘的那段日子，这近一年的投机生涯让黑泽隆也感慨良多。多少也有些后怕，认为自己貌似不是搞投机的那块料。
他的操作大家都认为没什么问题，但投机者的那种心态，黑泽隆也总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加藤荣治倒是很欣赏他这种见识了投机的暴利后，依然能够敬而远之的态度。
晚荣投资不可能一直玩外汇，作为一家私募基金，未来肯定还是要以商业投资作为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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