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非常简单了
——不卖粮商，选择自己储存粮食，你有渺茫的机会（不到半成）成功，在这一年当中不被粮商们剥削，却有极大可能（九成以上）家破人亡。
而卖给粮商，你这一整年的劳动，百分百会被粮商剥削走至少三成，但你们家也大概率不会饿死。
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你只能选择看上去更亏，实际上却更加稳妥的选择：卖粮给粮商，自愿承受这笔损失……
这，就是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农民，在每年秋后最真实的写照。
再怎么不甘、再怎么不舍，也只能为了确保生存，而承受这笔极为庞大的损失。
与之相比——与根本不敢赌，也根本赌不起的农民相比，手握资本的商人们，显然就游刃有余得多。
他们投入一笔相当不菲的资金成本，建造一间极大概率能确保粮食短期不变质的粮仓；
再以低廉的价格，于秋后收购粮食，将粮食储存在粮仓中。
随后，便是投入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确保粮仓里储存的粮食不出问题。
到了第二年，再分批次一点点分销卖还到百姓手中。
在这个过程中，商人有相当充足的抗风险能力。
粮食变质？
没~关系，反正粮仓还在，明年再来呗；
实在亏的狠了，没本钱收粮了，那也无妨——大不了把粮仓租出去几年，回笼一笔资金后，就可以重新收粮了。
粮价下跌？
更没关系了——不过就是赚得多和赚得少的区别，有得赚就行。
于是，一个极度畸形的市场模式形成。
——农民负责整个生产过程，肩负所有生产成本，最终生产出成品：粮食；
生产当中的所有风险，都由农民独自承担，什么刮风下雨、天灾人祸，都没人帮农民分担哪怕半点风险。
操劳一整年，终于生产出成品了，定价权偏还不在自己手上；
商人们说多少钱，就得多少钱卖出去，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甚至不卖都不行——产品他妈的有保质期！
只有商人们才有能力延长产品保质期；
作为生产者的农民，根本无法长期储存自己辛勤劳作，投注无数心血、承担无数成本和风险，所生产出来的粮食。
这就等于说是生产成本投入及风险，完全由农民承担，但与高投入、高风险对应的，却是少得可怜的极低回报。
反观商人们，低价买粮，妥善储存，再高价卖出——同样高成本，却是低风险，最终所得的却是可观的高回报。
用刘荣的话来说，这，就是封建时代极为典型的剥削模型。
通过掌握某一关键环节——如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又或是销售渠道等，来达成对上游生产环节的无下限剥削。
这套模型即便在后世新时代的商业界，也依旧存在；
但显而易见，这套模型在封建时代的‘威力’，绝非后世那些扭扭捏捏，瞻前顾后，想吃不敢吃、想拿不敢拿，头顶上还有暴力机器盯着的‘企业家’们所能比拟。
——封建时代，是吃人的。
封建时代吃人的方式、手段，除了物理层面上，不会真把你的肉体切碎、煮熟，并放在嘴里咀嚼外，便几乎百无禁忌……
于是，刘荣出手，官营粮米，让少府内帑这个汉家特有的‘史前国企’对粮食市场发起宏观调控。
而且用的方式，还是最简单粗暴的国企垄断模式。
在粮食上，刘荣之所以选择这么做、之所以能做得到，就是因为上文所言：粮食这个‘商品’的生产者，并不是掌握这门生意的粮商群体，而是如今汉室天下的广大底层农户。
将仅仅只具备‘仓储’效能的粮商群体，从整个粮食市场的产业链当中剔除，直接由少府内帑赤膊下场取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货’还是那个‘货’，以前什么样，以后也还是什么样；
上游生产者还是农民，下游消费者，也依旧是农民。
唯一的区别，是接头取‘货’的中间商，换成了更有良心、更在意底层民众的少府内帑。
而盐铁，与粮食之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