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儒家学说传承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学派内部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产生不同的观点，或者说是分歧。
——以鲁儒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认为，祖师孔夫子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需要严格遵守、极力效仿的金科玉律！
儒家子弟不单要遵守、效仿，而且还得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为之自豪。
非但儒生们自己不能质疑，当有外人，即非儒家子弟者质疑这一切的时候，还要站出来维护孔圣，为先贤正名。
正所谓：物极必反。
任何事做到极致，往往都会因为沾上‘极端’二字而变了味道。
故而，在鲁儒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与秦亡汉兴之际愈发强势，在儒家内部掌握的话语权越来越重的同时，‘异端’也开始随之显现。
最开始，是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新儒’，主张‘与时变化’。
在叔孙通这一派的儒生看来，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发展，自然，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对于鲁儒一派的极端保守主义，叔孙通坚决秉持批判态度，并以身作则，为天下儒生上演了一出‘如何发展出适合刘汉天下的新儒家’的好戏。
只可惜，叔孙通人微言轻，势单力薄；
叔孙通在时，有太祖高皇帝刘邦在背后撑腰，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新儒’一派，也曾一度在儒家内部，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奶便是娘嘛！
人家天子刘邦，见着鲁儒就气不打一处来，又是把人踹臭水沟里，又是在人帽子里撒尿，还动不动来一句‘高阳酒徒’之类的阴阳怪气磕碜人。
遍观天下，也就叔孙通那个异类，能以儒生的身份事侍天子左右。
正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为了个人、学派，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儒家各派即便再怎么不齿于叔孙通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学术改造，也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为叔孙通这颗汉室权利决策层中心的儒家独苗，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尊重。
但在叔孙通病故，‘新儒’一派失去领袖，又没了太祖高皇帝作为靠山，甚至还出了一个看似好儒，实则没有半点权柄的孝惠皇帝，原本展露出‘向新儒靠拢’之趋势的儒家，内部再次乱成了一锅粥。
——鲁儒们还是老样子，鼻孔朝天，心高气傲，坐等皇帝老子来求他们，请他们教教自己‘怎么做个好皇帝’。
分散于其他地方的各派，如齐儒、楚儒、赵儒等，则一边不齿于鲁儒的傲慢，一边又拿不出自家像样的核心思想纲领。
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太宗孝文皇帝年间，才随着一个旷古奇才横空出世，而出现了转机。
——是从北平侯张苍，被拜为博士的贾谊贾长沙，成为了儒家一致认同的新星！
虽然鲁儒们还是一副‘坐等贾生前来求教’的傲慢态度，但其他各派系分支，却基本都从那时开始，逐步朝着张苍、贾谊为代表的‘春秋儒’方向靠拢。
而《春秋》，又是儒家经典当中，少有的不讲大道理，不说空话大话，只给你摆事实讲依据，拿历史当故事，以事教人的方式教你哲理的一部著作。
故而，这几十年《春秋》研究下来，儒家整体的学术氛围，也从早起的过度着重礼制，逐渐朝着现实主义的角度迈进。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一本《春秋》，虽不足以道尽人世间的道理，却也为太过侧重理论、太过忽视现实的儒生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现实视角。
久而久之，年轻一代——尤其是颜异这一辈的年轻人，便逐渐发现问题所在了。
——按照孔夫子的教诲，我儒家所提倡的，本该是‘以礼治国’的宗周；
儒家本该提倡复井田、行分封，让一切都回到八百年前，周天子统治华夏的模样。
但很显然，宗周已经灭亡了，逝者已逝，回不去了。
老刘家的天子也不是什么傻缺，不可能因为儒家的劝说，就把整个华夏文明倒推回宗周。
实际上，别说是‘汉天子听从儒生劝说’了；
过去这五十多年时间里，出生于儒家——甚至哪怕是和儒家稍微有点关系的朝堂重臣，那也是屈指可数！
太祖皇帝年间的礼官：奉常叔孙通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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