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持俭，要是出了事，那就是丞相的理政不当而出事！罪责在丞相，与国君没有半点儿的关系！
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秦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
秦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秦公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秦公虽然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
秦国尚左，和东方尚右不同，在东方，右比左大，坐在右方的人是比左边的人更贴近国君的心声。但在秦国是反过来的，在秦国的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
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秦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就是要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开府属官里，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长史，车英做左庶长府的卫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长史，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烦剧的国政事务的重担。车英则对军中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卫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许多情况，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护卫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出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在整个左庶长府里，真正给卫鞅本人居住的地方，却是很小的，大多都是属员属吏的工作室和藏书房！而卫鞅，更是尽可能的把精力投入到工作里。他现在也是遇到了麻烦，那就是钱。卫鞅是一个有战略性前进式眼光的人，似他这样的治政大臣，和其它的人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仅要着手解决现在的问题，还要能看到未来的问题，他现在就已经看到了，那就是关于钱。由于秦国的本国钱币太差，根本不为东方六国所承认，所以只能在本国内打转，这让秦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东方，如果秦国还是这样穷下去，那也没有什么，但是卫鞅坚定的相信，秦国在自己的管理下，总有一天是会富庶起来的，到了那个时候，如果秦国还是没有自己的钱，那可就真的成了一个大笑话了。一个大国没有自己的钱币，那岂不是笑话？本来，要说到铸钱，秦国的确是没有这样的国力，至少现在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卫鞅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说铸造铜币，显然是不行，但如果说是纸币呢？
秦国自己的钱币是在秦现在的国君嬴渠梁死后，由他的儿子上位后发行的一种钱，叫半两钱。但当时还不是叫半两，最后李斯给这种秦国的秦钱规定了文字，叫“半两”。此后，秦国的青铜钱上才开始铸刻“半两”两个字。它表示每枚重为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当然，这是大钱，还有小钱，也就是秦铁钱，当时还没有银子，半两钱就是银子的替代物。所以这种钱币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很高。好在的是当时的民风纯朴，没有那么多的假币铸造者。
国家有自己的钱币，才可以称之为大！历史上，秦国在秦半两钱出台前，一直以秦国的国府向下民百姓征物税，也就是农作物等，然后以此换钱，换山东的钱币。因为秦国本国没有钱币。而要自己铸造，如果国府没有一定的实力，几个大商的殂击就可以让国府破产。卫鞅虽然意识到钱币的重要性，但是不可不考虑的是，国府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铸造钱币。
“左庶长……左庶长……”景监扶着一个人进来。卫鞅回头。景监道：“黑冰台密报！”
黑冰台是秦公有鉴于对东方六国的了解，他决定加大对东方六国的研究，所以在六国广布黑冰台，这项工作最早就是由景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