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墙道都藏有手拿弓弩的士兵。
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便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
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宦官上呈与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手令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自此,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专制皇权,成为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时刻。
胡惟庸被杀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国家治权的变质,从官僚与皇帝共治国家,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专制的历史新阶段。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心中总是萦绕着“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奇怪想法。
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休,但其凝聚的朋党势力还是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所以,如何处理掉李善长成为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罪名逐渐向李善长等功臣靠拢。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
但是,根据吴晗所著的《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
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
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就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
平心而论,胡惟庸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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