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时候，城市里住十万人，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夜间不营业，市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城里有五十个衙役维持治安；到了宋朝，城里住了二十万人，居民区和商业区混在一起，通宵营业，人们晚上喝喝小酒，逛逛青楼，没事还撒撒酒风，小偷小摸的也跟着浑水摸鱼……还是五十个衙役，管的过来吗？
城市当中，必然成了“泼皮牛二”、“活大虫”、“镇关西”和“西门庆”的天下！
道理其实很简单，说透了，三岁孩子也能弄明白，楚风接着讲了琉球的治安制度，设立单独的警察部门，专管治安，警察的人数比过去的衙役捕快多了十倍、几十倍，办案从坐在衙门里等苦主报案，老爷坐堂发火签拿人，变成不分昼夜站到街上巡逻执勤，治安防控和破案并重……
“可养这么多警察，税赋自然取自百姓，百姓们负担得起吗？”陈淑桢于治世之道颇有涉猎，她还记得状元父亲“物力维艰”的谆谆教诲。
“琉球耕者有其田，十税一农民亦能饱暖，而府库充盈。加上商业兴盛，海外殖民挖掘金银，足可支持政府官员、军队和警察。”
十税一！陈淑桢几乎惊呆了，不是认为这个税率太低，而是太高太高，用横征暴敛尚无以形容，简直是桀纣之行！
不怪她吃惊，实际上，中国自秦朝后，上下两千多年，农税一贯是三十税一，只有西晋等短命王朝，在更短的时间段内实行过十五税一，已然是民不聊生了。
在历史的原本轨迹上，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一千六百万两银子，其实按粮食价格平摊到全国地亩，每亩还不到十斤稻谷，比琉球平均每亩征收三十斤白米，简直就是毛毛雨，却累得咱们可怜的崇祯同学背上个“敲骨吸髓”的十字架，几百年都甩不脱。
为什么西晋“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十五税一就“人相食”，明末大约十五到二十税一就反了李自成张献忠？天灾，中国这么大，哪年没天灾？
关键是地租。硬邦邦的地租占了收成的一半以上，如果是江南的好田，如果一家租的多，最高达到了百分之八十！那么，在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到二十中，朝廷再征收个百分之七八，老百姓可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另外还有人均耕地面积的问题。江南一带，能有几个按最大生产能力，租种到三十亩地的人？至若闽广之地，向来地狭人稠，一家一户往往租到个三五亩就差不多了，这么少的土地，这么高的地租，你朝廷再来刮，真真是在要老百姓的命。
工业和服务业，都必须建筑在农业的基础上，没有农业，任何工业都是空中楼阁。琉球能放手发展工商业，全在它有广阔的处女地，第一新开垦土地没有地租，能通过商税收取较高的间接农税――实际上别说十税一，楚风就收一半，琉球农民都比江南过得好；第二，土地按最大生产力分配，一个壮劳力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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