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元旦到了。
但上海的气氛却没有一丁点的喜庆。
因为这段时间日本人疯了——他们在上海各处疯狂的找人，野蛮的行径令上海的秩序一次又一次的崩塌。
也就是租界的气氛好些，但无数被日本人折腾的苦不堪言的百姓涌入，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满为患——日本的特务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抓人，工部局和公董局在短暂的抗议后，只能任凭日本人嚣张。
但日本人终归是有所忌惮的，没有像沦陷区那般的肆无忌惮。
上海秩序的崩塌，最心疼的自然是日本人，所以，在日本兵和日本特务肆虐了七八天后，日本在上海的当局，赶紧给军队和特务套上了笼子。
然后，他们就得想办法再度重建秩序。
这当然不是因为日本人有多好，而是日本人需要从上海吸血，而混乱的上海，他们不仅吸不了血，甚至还要贴钱——最有感触的自然是日本商人。
原以为占领了上海，他们就要为所欲为了。
但悲催的是上海占领以后，他们是最先交税的一帮人——大道政府需要资金来恢复上海的秩序。
为了以后的利益，日本商人乖乖的交税，满心欢喜的等着大道政府恢复上海秩序，然后他们以高人一等之姿，疯狂掠夺上海的财富。
但是……
大道政府刚刚让上海有了丁点的气色，大道政府的核心阶层，没了！
无人主持运转的大道政府，自然就不能维持仅有的秩序了，上海的秩序一倒，他们的收入就没了——明明交了那么多钱给大道政府，没成想一转眼，白交了！
而更悲催的是，驻上海司令部又出命令了，要求日商们继续交税，同时让他们推荐熟悉的中国人，充实空荡荡的大道政府，维持政府的运转。
可日商们却哭了。
交税还好说，咬咬牙撑撑，也就把钱掏了。
可举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做不到。
因为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上海沦陷之初，他们认识的中国人中，很多人变着法子给他们送礼，跪求他们引荐在伪政府中谋个赚钱的差事。
但在大道政府“沦陷”惨遭血洗之后，往日跪求他们的中国人，这时候要么装死要么跑路，要么就是哭着跪求不要引荐。
为嘛？
因为他们是为了赚钱、为了地位争着当汉奸，可不是想着送命啊！
这便是张安平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之一——不能让当汉奸成为人人争抢的美差，得让他们知道，做汉奸的风险系数特别特别高！
日本人在大道政府“沦陷”后，第一反应便是封锁消息。
他们就怕出现这种状况。
但上海乃至中国的报纸，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便将上海“惊变”的新闻刊登了，配上那些照片，把日本人的脸抽的那叫一个啪啪作响。
上海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施行了新闻管制，但挡不住租界里的报纸啊，而且还有人不断散发小传单，这事能瞒得住？
那张在大道政府市政楼青天白日旗下的照片，一时间火的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就是想卖国，那些人也得掂量掂量了！
这就出现了日本商人举荐不出汉奸的情况。
对于重新充实大道政府，一些日本商人不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是充实特务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是很挣钱的，这是一些日本商人的想法，毕竟搞特务这一行，就要涉及到很多的隐私活计了，这种活计挣钱是必须的！
所以，一个名为井上太郎的日本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是许忠义的至交好友，是许忠义最忠实的日本朋友，也是许忠义一条线上的蚂蚱——所以，他决定力挺许忠义接任特务委员会。
井上太郎背着许忠义，联系了很多的日本商人——他们都是团结在冈本平次为首、许忠义为副的利益集团成员，在井上太郎的联络下，这帮人也纷纷意动了起来。
这其中有井上太郎的老冤家，原三井商会的高层鹤野刚士，此人因为涉嫌给特务处提供便利曾被特高课拿下过，后来被冈本平次保释，成为了冈本利益集团的四号人物。
他和井上太郎有仇，就连所谓的给特务处提供便利都是井上太郎的手笔，不过鹤野刚士并不清楚而已——两个老冤家，此时却携手同心，带头联名向司令部建言，要求将特务委员会第二副主任许忠义提拔为特务委员会主任。
理由嘛，许忠义出身特务处关王庙培训班，还是特务处上海区大佬张世豪的弟子，适合掌管特务处。
司令部这边一看，咦，这么多国人都支持许忠义，看来此人一定是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于是，在伪政府官员极度欠缺的情况下，大手一挥，让许忠义当上了特务委员会的主任。
许忠义这倒霉孩子，也是在委任状下来后才知道的，差点没被吓死，看着委任状上死去的伪市长苏锡文的签名，许忠义直接拒绝——但终究是扛不过压力，心不甘情不愿的成为了特务委员会的主任。
“马勒戈壁的，这帮孙子要害我啊！”
许主任很愤怒，卧底之前，他老师就强调过，为了以后恢复身份不留后遗症，一定不能在地下党担任一把手——结果，自己反倒成了日伪特务机关的一把手。
许主任知道这活计的危险性，即便不被自己人针对，在一帮汉奸特务中火中取栗，迟早得凉，所以，思来想去，他觉得这主任他可以接，但特务委员会的控制权，不能接！
那就甩锅！
甩给谁？
许忠义阴笑了起来，三个副主任，死了一个，提拔了一个，不是还剩一个吗？
于是，许主任向日上海司令部建言，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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