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0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000余人，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发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000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首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000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发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00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