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特梅尔根、纳茨维勒、弗信斯堡以及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里，许多吉卜赛人被秘密处死。
1938年12月8日颁布党卫队头子希姆莱的法令后，所有吉卜赛人的地址均为警察局所掌握。翌年11月17日的法令更禁止吉卜赛人离开自己的住所。在1941年警察局成立了行刑队，灭绝吉卜赛人的行动达到高峰，纳粹分子时常使用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手段。
被驱逐出德国的吉卜赛人也没有逃脱纳粹分子的迫害和屠杀。驱逐到波兰的3万吉卜赛人最终死于贝乌泽茨、特雷布林卡、索比博尔及马伊达内党的集中营。奥施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如库尔卡和克劳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对1944年7月31日大屠汞杀进行了详细的揭『露』。此外，在苏联1941年12月24日夜，800名吉卜赛人被纳粹分子枪杀。在南斯拉夫，1941年10月在亚伊尼策森林杀害了一批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名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此外，当直接镇压也不能使吉卜赛人“遵守纪律”纳入所在国的秩序和被当地主体民族同化的时候，各国『政府』就开始采用另外一些残酷剥削的政策。英国就曾把吉卜赛人强迫送到芬格兰煤矿去采煤。罗马尼亚50万吉卜赛人沦为奴隶，被强迫在奴隶主庄园进行耕作或从事其他劳动，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才获得解放。1845年罗马尼亚的一个贵族在布加勒斯特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属于自己的200户吉卜赛家庭。1851年摩尔达维亚官方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吉卜赛人的94名男人，85名『妇』女，86名男孩，84名女孩的姓名和相貌特征。这些人是已故大臣故阿列库．斯因尔扎的财产，广告用意是把他们连同家具一起卖掉；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曾把他们流放过，最后发现把吉卜赛人遣送到北美和南美殖民地最为有利。巴西的吉卜赛人最早就是从葡萄牙流放来的。
歧视迫害仍在继续
战后时期吉卜赛人的状况并没有很大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歧视和迫害随时随地降临他们身上，使吉卜赛人的生活和健康遭到很大损害。个别人的不幸可以因别人的关怀或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弥补，但吉卜赛人这样一个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流浪全球的特殊民族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在世界各地，吉卜赛民族问题普遍地被忽视、无人过问，致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象祖先一样仍然挣扎在无底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生活。
近几十年来，吉卜赛人日益觉醒，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们的一些较大的团体正在东欧和南欧的某些国家内兴起。他们的遭遇也有了转机，如在南斯拉夫等国，他们业已取得了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而在西欧及其他地区一些国家，这些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流浪集团仍然遭到排斥和歧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正义的人民对他们深表同情，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也感到忧虑。瑞典议员丹尼尔．维鲁克德在斯特拉斯堡社会与保健问题委员会上曾说：“吉卜赛人经常遭受歧视，这个事实使他们在许多问题方面的处境更加恶化了；这完全不符合欧洲人权会议的基本思想和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的精神。这种相当明显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歧视，阻碍了吉卜赛人的发展。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结束这种歧视是当务之急。”1又如1988年底当我访问瑞士时，列托.曼语基金会负责人简．贾奎斯先生对我说：“我们很对不起吉卜赛人，到现在都觉得很惭愧，本世纪20年代，瑞士曾发起一个陆地孩子运动，强迫吉卜赛孩子同他们的家长分开，进入寄宿学校，以使他们定居化，这个运动是由一个亲法西斯思想的瑞士人发起的，属于半官方『性』质。直到1974年才结束这个运动。使许多吉卜赛人家庭破裂，卜赛人已要求瑞士『政府』公开道歉，并通过有组织的调查找到那些失散的人。”
在法国，目前吉卜赛人在法律上仍受到歧视。1969年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吉卜赛人外出时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法国在今天的西方被认为是开放的社会，连边境都可以自由出入，在国内没有对任何民族集团的成品在迁徙道程中作出具体的限制，但对吉卜赛人却作出带有歧视『性』的限制。该法令第七条规定，流浪的吉卜赛人归属于哪个行政区管理，应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法国的其他公民均有选择居往地点自由，而吉卜赛人所属的法定的行政区域，却不安排9万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居住地。只是简单地由警察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1912年法国制定的法令，对于吉卜赛人的流浪传统加以限制和刁难，这个法令现已为历史所淘汰。1912年的法令，看上去似乎并不太苛刻，但对吉卜赛人的歧视实际上并没有减少。
该法令还规定，吉卜赛人的身份证必须详细记录持征人的身体特征。吉卜赛人的家庭每到一处，无论城镇或村庄，都要出示证件，由地方省局验证并加盖公章。每当他们停留在某地时，还必须去学校为孩子们注册。地方教育局据此统计吉卜赛儿童入学情况，当然这种统计的结果吉卜赛儿童入学率非常之高。实际上，吉卜赛儿童中大部分并没有去上学，甚至90%的吉卜赛人是文盲，他们在文化上的发展几乎看不出来。此外，有些地区对流浪的吉卜赛人实行高压政策，使他们在当地连一夜都呆不下去。新法令第十条还规定，对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三年者，剥夺其公民权利。
英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当局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视，然而处在这种“文明与福利社会”之外的吉卜赛人日子却不好道。据统计，英格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当局，以环境保护为由，用于『骚』扰和驱赴吉卜赛人以及围栏赶走吉卜赛人后空出来的地皮的费用高达1oo万英磅，而同一时期他们仅为45个吉卜赛家庭提供了合法的固定住所。沃尔索尔市议会在1974年12月16日作出决议，将市内的流浪者赶出市区。该市当时不想解决、也解决不了对吉卜赛人的安置，因此这批吉卜赛人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不得不继续流浪。以前他们还可以购买地皮，营造过冬的住所，但1960年颁布的大篷车营地和开发条例，授权地方议会封锁这些营地、拆除住房。因为这些住房“不合乎标准”。于是这些吉卜赛人家庭又回到一种被警察和地方官员驱赶而东搬西迁的生活。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吉卜赛人从农村流向城市，增加了对城市的压力。各地拆毁贫民窟和驱赶吉卜赛人的暴力行力和悲惨景象随时可见。
当吉卜赛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触犯那些不公正的、早已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法律寸，他们便遭到制裁。针对吉卜赛人沿途流浪的习俗，有些国家故意制定法律禁止在公路上过夜。英国1959年的公路法规定：“凡未经法律许可或宽宥而在公路上宿营者便是犯法。”
受歧视、受迫害的原因
吉卜赛人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几乎都遭到歧视和迫害，这是极不公正的。不应该如此地去对待这样一个值得同情的民族。从对吉卜赛人起源的考证，我们己清楚地知道，是由于异族的侵略使他们离乡背井、漫游世界去寻找一条生路。然而，在流浪的道程中，可以说从公元10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的今天，一千年来都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吉卜赛人到处都受到歧视和迫害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吉卜赛人无休止地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是非吉卜赛人世代相传的偏见。按照中世纪的况念，来自遥远的国土，讲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的吉卜赛人，是可疑的和下贱的。人们往往把吉卜赛人同流浪汉、小偷看成是一类人，甚至认为他们回施展妖术，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因此对他们避而远之，以免遭到不测。
15世纪时，法国东北部马尔纳河畔的某个村庄来了一批吉卜赛人，他们要求村民允许他们在该村过夜。而这些法国农民如临大敌，有人拿着长矛，有人拿着弓箭，不分老幼蜂拥到村口，不准许他们进村。原因是在此之前曾来过一些吉卜赛人，在村中住宿的时候偷了农民的东西。因此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许多人――包括研究吉卜赛人的学者）认为“吉卜赛人『妇』女和儿童善偷窃，经常神不知鬼不觉便偷走村民的金银首饰、食品、家禽；家具以及一切可以偷走的东西，所以不受人欢迎”。
1907年10月法国国会辩论中，一位议员打断另一位议员的发言时提出：“你能根据什么来判断准是吉卜赛人？”回答是：“这些人没有职业和国籍，因此也没有家，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听说他们好象来自波希米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那些地方，也有可能来自中欧或东南欧洲。对于这些是非人物，我们希望不要惹上麻烦，保护自己。这些人做的是铸造匠、编竹工和马贩子一类我们所不了解的行当，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安的是什么心？这是极为明显的事！由于他们的强盗、小偷和行乞的行径，使我们的村民常常受到『骚』扰，这也是他们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原因。其所以要把他们置于保护之下，不论是基于应付当前的暴『乱』或将来的报复，那都是为了他们所制造的恐怖。”
这是一个带有污辱『性』的、十分荒涎的定义，但它却代表了各国统治者和不了解吉卜赛这个特殊民族的某些人的看法。千百年来一直把这种谬论强加于吉卜赛人。在荷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还把吉卜赛人称为异教徒。教会的活动不准吉卜赛人参加。因为教会反对占卜、看手相和施巫术，于是长期以来吉卜赛人成为欧洲受人歧视的“黑人”，遭到教会、『政府』和行会这些中世纪社会基石的反对。统治阶级认为偷税漏税的，生活方式奇特的吉卜赛人没有用处。因为对这些人难以施加剥削。吉卜赛人一直处在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大部分人靠从事受人蔑视的马贩子、铁匠和卖唱艺人等活动为生，近年来一些国家招聘他们充当清道夫、废品回收人一类的职业，最令人愤慨的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企图把吉卜赛人同一些被剥削者（不管是16世纪英过的乞丐，还是今天流离失所的失业者）一起列入剥削者的行列。
这种偏见一直持续了许多世纪，甚至希特勒时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没有清除掉反吉卜赛人情绪。战后的欧洲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对吉卜赛人仍然抱着各种偏见不放。许多国家以“妨碍安全”和“构成反社会的犯罪因素”为借口随意剥夺吉卜赛人的自由。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已经试图对外国的吉卜赛人重新关闭国境，以此来缩小问题的规模。与此同时，又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措施来折磨他们国内的吉卜赛公民，认为自由不羁的生活一旦受到各种限制或约束的时候，吉卜赛人就会被迫定居下来，在新的城市贫民窟中销声匿迹。但荷兰自1957年起被迫停止了这项政策，因为当局对这些从一国到另一国往返流动的吉卜赛家庭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同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原因是吉卜赛人顽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侍传统和风俗习惯，不易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招致其他人的反对。吉卜赛人的文化模式自15世纪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尽量不受各国文化的影响。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这些不同时期的、弛名世界的著名作家笔下的吉卜赛人都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因而吉卜赛人看了这些作品之后都异常兴奋，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自己民族形象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吉卜赛人许多世纪以来并没有抛弃祖先遗留下的传统，因而不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形象都使人感到与现实生活中的吉卜赛人颇为相似。
从吉卜赛人被迫踏上征途的时候开始，直到目前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世界五大洲，不论是流浪的还是定居的吉卜赛人，他们都与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脱节，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当地社会所排斥。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企图把他们纳入当地社会，使他们成为社会统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放弃流浪生涯，定居在各国；让他们改变过去的传统和文化，接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但是吉卜赛人总是想尽办法摆脱当局这些安排，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尽管吉卜赛人同他们最初到达的国家的居民混血很多，但他们的后代同样保持吉卜赛人固有的传统，并没有对这个民族集团的发展起很大影响，这使各所在国当局和大民族主义者十分恼火，把吉卜赛人看作是顽固不化的落后民族，是天生的流浪者，不能接受现代社会的文明。因此，这些长期被人歧视的吉卜赛人的处境就更日趋恶化，招致更多的歧视和迫害。
另外，吉卜赛人自公元10世纪从印度西北部经波斯向欧洲迁徙和流亡后，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吉卜赛人的坚强后盾。这也是吉卜赛人总是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原因之一。而且千百年来各国学者，甚至连吉卜赛人自己对于吉卜赛人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不知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只是根据种种设想和传说，或许来自埃及，或许宋自波希米亚。加上世裘的偏见和吉卜赛人不易被同化和顽固地保持自己传统的特点，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就司空习惯、永无休止了。
华侨或者华族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其中在新加坡，华族占全国人口的80%，在马来西亚，同马来族、印度族构成名地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在我国解放前，华族在各国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除少数上层人物外，大部分人也受到歧视和污辱，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华族有自己的祖国，只是这个祖国不强大，遭受到歧视和污辱，那么吉卜赛人没有祖国，势必会遭到更大的不幸。由于吉卜赛人的起源没有搞清，印度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大家庭的成员，何况当时印度也同旧中国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
近几年来，印度『政府』对吉卜赛人的命运表示了关心，1974年6月印度议会发言人g．s．迪隆说：“欧洲吉卜赛人来源于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表示了对吉卜赛人的关心。某些西方学者希望印度利用她同东欧国家的特殊关系，去影响各国『政府』对吉卜赛人的政策，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地位。但是学者们的好心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印度『政府』所表现的某种关怀对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吉卜赛人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改变受压迫的现状。
四、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许多世纪以来，吉卜赛人艰苦而顽强地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都是当地社会的最低阶层。目前在一些国家中对吉卜赛人的歧视，尽管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被排除在发达的社会之外，缺乏就业机会，只能从事人们所鄙视的、“下贱”的职业。他们做铁匠、马贩子、酒吧间的乐手和歌星，近一些年来有一些国家招聘吉卜赛人当清道夫、废品回收人，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市30%的收废品的小贩是吉卜赛人。还有一些吉卜赛『妇』女在大城市的广场上行乞。
吉卜赛人容易在以衣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找到就业的机会，那里到处存在和需要他们所擅长的职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比较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手工业早已奄奄一息，吸收手工业劳动的机会已日益减少，社会化的现代工业生生，改变了吉卜赛人所向往的自由不羁的生活和保持民族特『色』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吉卜赛人无法靠从事手工劳动而生存。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又使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已无力解决吉卜赛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了。
近些年来西欧和北欧的吉卜赛人的境遇日趋艰难，特别是那些较小的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共同体。西方国家对待吉卜赛人的态度和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和善的姿度要吉卜赛人放弃他们的身份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所谓现代化的“正常”社会；另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和同化，迫使吉卜赛人放弃他们传统的流浪生活，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东欧和东南欧的某些国家，在理治上把帮助不发达民族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对吉卜赛人的需要和愿望缺乏了解，实际上对吉卜赛人采取同其他国家一样的高压政策。强迫流浪的吉卜赛人停止他们的旅行，并鼓励定居的吉卜赛人接受当地各民族的同化，以提高社会地位。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曾允许其国内吉卜赛人召开全国代表大合，到1973年却改变态度，竟然阻止吉卜赛人在“五一”市前夕举行集合。斯洛伐克地方当局也曾破坏当地吉卜赛人的平静生活，把大多数吉卜赛人家庭强迫迁移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伊娃．达维多娃博士曾遮遮掩掩地说：“……不管怎么说，搬迁政策在消灭这些吉卜赛村落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执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征得吉卜赛人的同意，或者是没有充分了解吉卜赛人的特点。”
法国
第三部分已经谈到法国的吉卜赛人在法律上是受到歧视的。1969年1月3日颁布的法令中明文规定吉卜赛人外出时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另外，法国『政府』同意大利、西班牙『政府』一样，也曾发出通知，建议地方当局为吉卜赛人设立大篷车队的停车场，但是，『政府』既不强制地方当局这样做，也不检查上述建议的放行情况。实际上，队『政府』这些通知作出反应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几个地区，而且地方当局所指定的停车场所的条件很差，只是在荒地上建立了宿营地，那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在全国各行政区，有很多地方都挂着“茨冈人禁止入内”的牌子。这种对吉卜赛人明目张胆的歧视，似乎并没有引起法国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1974年3月，在赫尔德市议会所在地，发现了一个有10个孩子的吉卜赛家庭，此事使该市市长十分恼火，他亲自签署命令将这个吉卜赛家庭赶走。『政府』派人用推土机将这家简陋的木屋推倒，然后放火烧毁，并命令这个家庭将全部牲畜、家禽杀掉。这位市长大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社会治安负责”。在其他地区，这类『骚』扰也是司空见惯的。1969年11月，宪兵队驱逐在塔米尼的洛塞附近一个树林里的70辆大篷车组成的车队。在此之前，在尼斯有9家吉卜赛人被驱逐，一个婴儿在被驱逐时丧生。1973年又有许多家庭遭到里尔警察当局的暴力驱逐。上述作法是对法律的公开践踏。这也反映出地方当局和『政府』的矛盾，他们无视『政府』的规定，用暴力驱逐吉卜赛人。但话说回来，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实际上得到『政府』的默许和纵容。
户瓦尔省的大工业城市南特，200-300户吉卜赛人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被允许在罗歇莫里斯附近指定的场所停留，但是，禁止吉卜赛人从这里前往非吉卜赛人旅行者的宿营地。后来由于莱雷斯慈善协会开设了两个私营宿营地和市『政府』设立了一个公开宿营地，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1972年10月12日巴荣纳市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茨冈人的任何车辆在市内停留，他们只能在官方指定的一小块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任何卫生投设备，而且只能容纳两辆大篷车的地方停留。法律公布后，巴荣纳的吉卜赛人向市长提交了抗议书。
除了这些备受欺凌的、流浪的吉卜赛人外，还有1o万半流浪的吉卜赛人，他们居住在贫民窟的小棚屋里。而这些棚屋的地皮属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私营公司和军队所有。1967年在洛塞一苏斯一博伊斯附近，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成员无可奈何地看着武装警察和士兵用推土机将吉卜赛人棚屋推倒。致使4000户吉卜赛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工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大部分私人财产，有的甚至连私人文件和现金都被推入土中。许多人到布尔歇机场附近的贫民窟中避难，而这里居住的是从西班牙加罗马尼亚迁来的吉卜赛人，因此，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又不过是使吉卜赛人从一个贫民窟转移到另一个贫民窟而已。
1972年12月22日『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许多吉卜赛人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项法令禁止沿街叫卖，而吉卜赛人中马努斯群的大多数和辛特群的一半靠沿街出售从手帕到地毯等各种手工艺品为生。这个法令对吉卜赛人是个沉重打击，切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西班牙
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大部分居住在格拉纳达、巴塞罗那、阿里坎特等地，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特别是1970年以来随着西班牙旅游事业的发展，『政府』发动了一场拆毁有碍市容的住宅的运动。致使巴塞罗那地区的吉卜赛人小棚屋被官方派人用汽油点燃烧毁。一些提出强烈抗议的『妇』女被警察抓去剃了光失。而住在格拉纳达著名的萨克罗山洞里的吉卜赛人，被赶到拉查那的西班牙裔居民区去。1971年2月西班牙警察还烧毁了圣阿马罗吉卜赛人住地，6间木屋立即化为灰烬，致使20名吉卜赛儿童及其父母无家可归。
在巴塞罗那，一些慈善团体资助吉卜赛人成立秘书处，它的活动己扩大到南方的塞利维亚、马拉加等城市。『政府』对该组织冷眼相看，不给予任何资助，因此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慈善团体发动自助运动，使马德里南部和阿尔塔米拉的100多个吉卜赛家庭，以及维多利亚的吉卜赛人的村庄50多户人家搬迁新居。在马利奥尔卡改变了过去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现在900多户吉卜赛人住进预制件盖成的楼房。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但从吉卜赛人口来看，教育发展的规模仍不能满足需要。在巴塞罗那的拉波罗那住宅区，700个吉卜赛学龄儿童中只有30个进入当地唯一的慈善学校读书。在拉巴斯、萨拉戈萨情况用好一些，200个儿童中有一半人进入靠自由捐助维持的学校。西班牙许多法律条文虽非专为吉卜赛人而立，然而，实际上确被用来迫害和惩罚吉卜赛人。例如地方法令第50条规定每个人都应有固定住所，流浪生活被认为是非法的事。吉卜赛人中过着流浪生活的将近1／5，他们是最穷的，依靠在水果旺季为人采摘水果，农忙时期受雇打短工，做清洁工、白铁工、收废品和做小买卖维持生活，这条法令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正如吉卜赛秘书处一位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所说：“我们的同胞中许多人的生活是悲惨的，他们住的是用下脚料拼凑起来的房子，这种房子一下雨就会被雨水淹没、冲垮，于是这些地方就被用来盖公寓了，我们的同胞被赶走。我们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家长式的统治，而是相互宽恕和谅解。”
在各受歧视和无出路的情况下，吉卜赛人只好继续流浪，许多人加入移民队伍，有的人到法国的马赛、巴黎等大城市，有的人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区。他们到达那里又首先在贫民窟落脚谋生，从此又开始了恶『性』循坏。
英国
英国吉卜赛人的环境也十分艰难，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驱逐吉卜赛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英国曾向荷兰学习，通过了一项设立大篷车营地的条例。尽管没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但由于『政府』给予地方当局的鼓励和压力较小，大篷车营地开创工作进展缓慢。100多处营地远远不能满足吉卜赛人的实际需要。
『政府』政策上的改变使某些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1968年法令中的特别条款，管理吉卜赛人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地方议会，使地方当局有权驱逐吉卜赛人家庭。地方当局以有碍市容容为借口不断驱逐吉卜赛人，烧毁他们的棚屋，使更多的吉卜赛人流离失所，重新加入流浪的队伍。同时，官方指定的大篷车停留场和私人资助的驻地也不断地缩小。
在教育方面，全国吉卜赛人教育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吉卜赛人的住宅区建立之前教育形势就有了好转。每年开办一些季节『性』临时学校，现已有60名国家任用的教师，专门从事流浪的吉卜赛儿童的教育工作，但仍有4000名儿童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希腊
在这个吉卜赛人到达欧洲时最早的落脚点的情况并不太坏。希腊的吉卜赛人有5.2万多人，其中的一半定居在尼格里塔的菲多基和弗莱姆包罗，以及马其顿的左门尼萨，那里有一些吉卜赛人村庄。在各大城市均有吉卜赛人住宅区，其中雅典市的圣巴巴拉住宅区有1500名吉卜赛人，萨洛尼卡郊区有3000名吉卜赛居民。流浪的吉卜赛人家庭，多数靠替农场主采摘烟叶、编筐、修理桌椅、提篮叫卖和其他流动『性』工作维持生活。
希腊的吉卜赛人成立了希腊罗姆人同盟，该组织属于罗姆包罗国际委员会领导，为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而斗争。希腊『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去限制吉卜赛人，但也没给他们任何特殊帮助和照顾。当局深感头痛的是大批没有护照的吉卜赛人于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接界地带随意出入往返，这些人大部分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被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政府』强行赶走的。
土耳其
土耳其的吉卜赛人相当多，估计有50万人，其中流浪的比例也较大。伊斯坦布尔有几处吉卜赛人居民区，生活著着1.5万名流浪者的后裔。安卡拉的吉卜赛人贫民窟在辛辛卡亚区。伊兹密尔也居住着许多吉卜赛人家庭。在士耳其的吉卜赛人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只有少数儿童得到求学的机会。尽管土耳其『政府』并没有专门反对和歧视吉卜赛人的法令和条例，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地方当局，特别是警察，总是持有戒心的。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得不在公共场所隐瞒自己的身份和语言，表面上接受当地人的同化。他们之中有少数人可以在当地的工厂找到工作，男人有可能被卷烟厂雇佣，女人在纺织厂出卖劳动力。有许多定居的吉卜赛人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他们什么都要，搜集废纸破布、拾废铜烂铁，甚至连未烧尽的焦炭也捡来洗净、晒干后再卖给工厂或家庭使用。在城市的吉卜赛人从事擦皮鞋、扫马路、当搬运工、杂工或佣人等职业，收入均极低微。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城外，一个叫帕帕斯的地方，居住着一群吉卜赛渔民，以捕沙丁鱼为生。这些吉卜赛渔民生活是最贫苦的，他们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沼泽地上用木头和泥土建造小小的住房，饮食除了鱼和面包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平时还要节衣缩食为过冬做准备。同其他国家的吉卜赛人一样，搞音乐的人的境遇就不同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些吉卜赛音乐家收入相当可观。他们的许多乐曲和歌曲被录音，发行世界各地。
独联体
前苏联吉卜赛人作家拉科．切伦科夫曾说：“现在苏联很难遇到吉卜赛人文盲，战前却不然，有些集团，如聚集在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没有人识字。今天吉卜赛人的年青一代经过8年或10年的教育，在城镇里几乎无法从文化程度上区别吉卜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现在，他们已经自愿地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已失去意义，但民族学研究者却对此发生兴趣。”
上述观点其实不过是官方文章的翻版，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吉卜赛人在前苏联是个有名无实的民族，在他们的身份证或护照上填的是茨冈人。在1979年进行注册时前苏联吉卜赛人为人，据可靠的估计应接近50万人。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和招致麻烦许多吉卜赛人隐瞒了自己的族属，而是用其他民族身份填写。
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吉卜赛人住在俄罗斯，其次为乌克兰。由于对前茹苏联亚洲部分的数字估计过低，因此这项官方统计的可靠『性』令人怀疑。近年来由于不断移民，使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数字下降，尽管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内仍有许多吉卜赛人村庄。流浪的吉卜赛人己日趋减少，1956年的法令宣布流浪生活为非法，要求各共和国的有关部门为流浪的吉卜赛人安排工作和住房。但也不是现己没有流浪的吉卜赛人，在农忙季节仍有部分吉卜赛人从这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去打短工或做点小买卖。
自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解散了全俄罗斯罗姆人联盟后，剩下来唯一的吉卜赛人机构是莫斯科罗曼尼剧院。这个剧院有100多名吉卜赛人演员和乐师，在全国享有盛誉，定期到各地巡回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乔．康蒂是作家协会会员，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战后在前苏联出版的第一本罗曼尼语书。
在前苏联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强迫俄罗斯化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吉卜赛人民族意识仍然十分强烈，连上文提到的拉科．切了；伦科夫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未遇到过忘记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吉卜赛人，不论其年多大小或文化程度高低。”
匈牙利
同许多国家一样，吉卜赛人在匈牙利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当局声称吉卜赛人缺少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一个种族集团。吉卜赛人对此十分不满，公开地大声疾呼，要求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罗姆人国际委员会皮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的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以后，1974年8月匈牙利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对匈牙利吉卜赛人表示关心。
目前40%的吉卜赛人仍住在简陋、破烂的木棚屋内，这种情况同捷克及其他国家十分相似。由这种棚屋组成的吉卜赛人村落尽管离匈牙利城镇和乡村都很近，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它们的50%没有自来水，2／3没有电灯，远远不能和非吉卜赛人的村庄相比。1975年出生率高达13%。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身就存在“吉卜赛人问题”。布达佩斯有6.5万名吉卜赛人，其中许多人住在郊区破旧的住宅区，那里和巴黎的贫民窟也相差无几。『政府』为半致以上的吉卜赛人安排了比较象样的居住条件，但仍有2000多个吉卜赛家庭没有自来水，1000多个家庭没有电灯。现已采取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吉卜赛人继续流入首都，并希望早日拆除那里的小木屋。吉卜赛人所在的郊区区委会接到上级指示，要为那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这些措施在匈牙利招致其他民族的嫉妒和不满。
在诺格拉德州的许多村庄里，吉卜赛人占当地人口的12%。那里也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吉卜赛人。自1965年以来为吉卜赛家庭分配的新居有500多处，筹建中的数字更令人羡慕。约有70%的吉卜赛男人和30%的女人有了正当的工作。
在诺格拉德美而居民的1／3是吉卜赛人。他们开办了一个合作铸造厂，容纳240名工人，该厂三个厂长是州委会委员。在巴拉尼亚南部矿区的情况更好一些，那里有1.5万名吉卜赛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有长期的工作，其中40多人参加了区委会的工作。
吉卜赛音乐一度作为颓废派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但现在仅布达佩斯的餐厅和旅馆就有90多个管弦乐队的近万名乐师在演奏。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和协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从事音乐的人处境较一般人要好，收入也多。
1964年时，匈牙利吉卜赛人的文盲据官方统计为30%。现在官方宣布所有的吉卜赛儿童均已入学，但是，事实上许多儿童并没有到学校学习，教育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1969年曾有一个村庄的学校负责人，拒绝接受吉卜赛儿童入学，其理由是所谓吉卜赛孩子太脏，会把疾病带给其他儿童。大部分吉卜赛儿童只读完低年级，越到高年级人数就越少。至于罗曼尼语，只有一两个学校实验『性』地用于课堂教学，在布达佩斯大学有个小组专门从事这种语言的研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如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政策较宽，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兴办自己的学校和参加国家主办的文化协会。对于吉卜赛人，『政府』也给与一定的照顾，在罗马尼亚没有反对流浪生活的特别法令和条例，据官方统计，在罗马尼亚还有30%的吉卜赛人处于流动状态。由于禁止贩卖马匹和接受吉卜赛人上义务学校，使流动『性』减少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政府』为吉卜赛人提供与他们过去居住的木棚屋大不相同的较舒适的房子，使吉卜赛人逐渐定居下来。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中央在政策上缺乏具体措施，因而在吉卜赛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尼亚曾成立一个吉卜赛人联盟，其目的是吉卜赛人进行自助，其中包括为每个吉卜赛人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近年来这种组织已不准许存在了，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吉卜赛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已享有平等待遇和权利，这种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实际上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失业率高于其他民族，有些人在街头擦皮鞋、当清洁工。在特兰西瓦县克卢日附近的梅拉有150户吉卜赛人住在突山坡上，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富有音乐天才，但仍不得不依靠当临时工、壮工、做花边、采草『药』、采蘑菇来维持生活。流浪的吉卜赛人则靠着他们的传统职业，如修锁配钥匙、编筐、做小炉匠或沿街卖艺来填饱肚子。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吉卜赛人在这个国家相对环境最好。几个吉卜赛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及附近的尼什，斯科普里附近的苏托一奥里萨里，吉卜赛人聚集区发展得较快。在有3.5万名吉卜赛人居住的城镇苏托一奥里萨里，他们有自己的委员会。1963年地震中房屋被毁的家庭，已经用斯科普里市『政府』给予的贷款，重建了4500所房子。这个城镇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马其顿的某些村庄水平还高。吉卜赛人居民，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国营和地方的企业中工作，还有部分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做小商贩、搬运工或干杂活。市政建设方面也有所进展，120条街道全部改成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新住宅区不断涌现。吉卜赛人组织了自己的文学小组、摄影小组、足球和拳击俱乐部以及歌舞团。1974年10月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p．m．梅农及其夫人访问了这个城镇，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有感触地说：“访问苏托一奥里萨里好象看了印度的一个部分，你们真是我们远方的兄弟。”
1971年在马其顿国民议会议员、罗姆人代表大会社会委员会『主席』阿卜迪．费克的提议下，马其顿的宪法作了修改，扩大了吉卜赛人的权利。
在前南斯拉夫尽管吉卜赛人只被列为种族集团，但承认他们的民族旗帜，并允许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发展。很早以前吉卜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在报刊和广播中茨冈一词己为罗姆所代替，这一改编的意义是深长的。在尼什和特托沃的电台定期用罗曼尼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还出版了罗曼尼语杂志，通过这些宣传工具扩大了对邻近国家吉卜赛人的影响，加速了整个欧洲吉卜赛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步伐。
前南斯拉夫的吉卜赛人分成好几派，这说明吉卜赛人问题的复杂『性』，但自1969年以后，他们之间得到相互谅解。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吉卜赛穆斯林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吉卜赛基督教徒过去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逐步解决。吉卜赛村气朝匀蓬勃，在现代教育影响下，逐渐克服妨碍社会进步的旧风俗，迅速团结起来。
前南斯拉夫在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前南斯拉夫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内，对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均给予适当照顾，让他们享有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而吉卜赛人的罗曼尼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里，罗曼尼语没有列入必修课，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曼尼语语法，但吉卜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它。吉卜赛儿童的旷课和退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儿童甚至连小学也不能读完。在塞尔维亚60个吉卜赛孩子中最多只有一个上中学，目前吉卜赛大学生仅50一60人。从事医生、法律、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卜赛人只有200多人，当然这和2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其他部口工作的吉卜赛人占这个民族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吉卜赛农民约占20%，他们的大部分有自己的土地。第三位的才是手艺人和商贩，这部分人中由定居的和流浪的吉卜赛人组成。从上述情况看，前南斯拉夫吉卜赛人中，过着传统流浪生活的人的比例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己逐渐缩小。
尽管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协会里没有吉卜赛人的代表，但他们参加地方上政治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早在1948年他们在斯科普里市委员会就有了自己的委员。现在凡是较大的公社，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组织，在德鲁斯特瓦的吉卜赛人还派出代表参加定期召开的国民议会。
民族意识加强
8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吉卜赛人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在前南斯拉夫，这个拥有7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得到『政府』的各项资助；罗马尼亚没有制定限制流浪的法律，吉卜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匈牙利开始执行一项特别援助计划，满足吉卜赛人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需要；瑞典为挤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贫民窟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荷兰为约20万吉卜赛人提供停放大篷车的场所；英国仿效荷兰的做法，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吉卜赛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合法的民族权利，被强制同化，甚至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定居的吉卜赛人大部分住在木棚屋里，卫生条件级差，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流浪的吉卜赛人到处遇到禁止流浪的法律和禁止大篷车停留的告示，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而到处奔波。
因此，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相计继成立了吉卜赛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东欧成立了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它通过维护音乐和语言上的传统来保持民族感情。这种运动作为新兴事物并不经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赞许，但是，对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
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会议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同时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列为大会的中心问题，并成为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的背景。此后，欧洲各国的吉卜赛人组织一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来联系，该秘书处的名称是罗姆人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委托该机构为吉卜赛人掌握自己命运而采取措施。
吉卜赛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任务仍然很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罗姆人代表大会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委员会，并责成该组织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竟然遭到联邦法院的拒绝。联邦最高法院还驳回初级法院对一个吉卜赛『妇』女赔偿损失的判决，该把女在战争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流放到在波兰的集中营。正如欧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痛苦的许多其他集团相反，作为纳粹牺牲品而虎口余生的吉卜赛人，其所受暴行只得到官方微不足道的补偿，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丢脸的事。”
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主张，应该象早先付给犹太人和有关『政府』的赔款那样，也给吉卜赛人一笔赔偿费。这笔款可存放在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合适的机构中或存放在某国银行，如印度，用于吉卜赛儿童的福利事业。
吉卜赛人在争取民族权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吉卜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而且仅仅依靠歌谣和传说等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下来。至于吉卜赛语言，由于吉卜赛人四外流浪，必然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因而现在吉卜赛语言已成为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无数土语夹杂着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曾创办了25所罗曼尼语小学。今天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欧国家这样的学校己属罕见。各国『政府』没有为没发展罗曼尼语作出努力，这种语言有消失的危险。罗曼尼语学校的取消使吉卜赛儿童不能象其他民族的儿童那样，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有所认识。而且造成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在学校里吉卜赛儿童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语言上课，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等于耽误了三年时间。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每六名吉卜赛儿童中只有一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原南斯拉夫略好一些，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何况有些国家内吉卜赛儿童根本不能去或不愿去学校读书。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财吉卜赛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吉卜赛人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困难。
近年来，吉卜赛人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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