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很多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据《光明日报》户华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