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万在离城五里的教场扎营。结果辽沈全部被占，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种种站例，除了说明明军有分兵的恶习之外，更在战术上面不思进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一与敌接战，便是一幅缩头乌龟的样子，一般都是结车而战，更有甚者便是深沟高垒，大挖壕坑，抚顺，萨尔浒，浑河，无不是如此，丝毫不知进取，总是希望对手来送死，而将战场的主动权白白交给了对手。要是说之前的站例都是清军兵力占优势，明军不得不龟缩在车阵中的话，那么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就完完全全的为了这样不思进取的战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清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而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又开始列阵扎营，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于是“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遒，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恶魔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榡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军在辽东与明军不断地战斗的过程中，逐渐也认识到了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虽然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与之配套的战术都不行，但是毕竟火器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与持有火器的明军的搏杀过程中，清军自身的损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努尔哈赤一代豪杰，自然不会看不到火器的优点，于是清军很快就学习明军，开始了火器的应用。在浑河之战中，由于白杆兵的善战，清军初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反而损伤不小，于是努尔哈赤紧急调运沈阳城中的城防火炮，对白杆兵的步兵方阵实施火炮轰击，致使白杆兵阵形大『乱』，全军覆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于是此战后，清军就不断开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备并且创出了与明军迥然不同的火器战术。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朝终于在佟养『性』的督造下铸成红夷大炮，并在同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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