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