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xxx，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
“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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