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发表后，国防参议会和第一战区便重视起来，有了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主动加入，足以显示自身影响力之重，纷纷向学校复电致谢，几方发力一时间做足了宣传，赵如琢也从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转身成为学校资深讲师、秦汉史专家、地方志考证学者等等，荣誉不一而足，未出校门先得了名声。
二人收拾好东西，出发前赵如琢又应付差使似的写了一篇投身前线的声明交给校方继续用以鼓吹，彼时火车沿陇海线可以通行到郑州，再从郑州北渡黄河，终于在河南安阳见到了阔别四个月的马丙笃，由此兄弟们再次走到一起，辗转冀南、河南与皖北，不久第一战区更替，文化挽救室又归入山西的第二战区，由此又多了一省的挽救工作。马丙笃带领的工作队不负众望，抗战八年时间挽救回国宝级文物三十余件，其他因无法运输而就地掩埋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并且在这八年里，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还争取到一部6000人的伪军反正起义，成就之丰在各战区当属第一。而赵如琢也在这八年里写出很多文物考证文章，传回后方在各报刊发表转载，但都不署自己的姓名，而是以‘战区文化挽救工作室’的名义发表，一时间学界皆称其为‘战区考古连环报告’，后来还结集付梓出版，成为学术美谈。
就这样赵如琢和葛凤兰跟随马丙笃在战火中坚持了八年，并在战场前线举行了婚礼，在日寇投降后平安回到了西安继续任教。马丙笃不想陷入内战，加上答应过曲珍要去救治其族人，于是也想方设法离开部队，带着一些同样信念的队员到了曲珍的家乡，耗用三年时间才返回西安，从此解甲归田一心务农。
在严查“封建会道门”时，因为葛凤兰曾过红灯教的出身问题被发现，赵如琢在学校中渐渐呆不下去，只能申请调到偏远的承德文管所工作，本来这样也能终二人一生。不幸的是，葛凤兰在抗战期间为救赵如琢受过枪伤，子弹一直未能取出，到了70年代开始恶化，赵如琢遍寻医院无法医治，焦急束手间居然在承德发现了有关魔国领地的惊人信息，琢磨出长生的方法，这才不远万里带着重病的葛凤兰先回到西安向马丙笃说明情况，并要借取那个极为有用的音律经筒，马丙笃虽然不太赞成但也无法反对，就把经筒交给了赵如琢，另外又将曲珍送给自己的火镰一并拿出，方便赵如琢在洞内潮湿情况下燃火。
告别马丙笃后二人又从西安经甘肃、青海，几经周折来到了白塔寺，葛凤兰此时虚弱已极，妙空知道这些缘由后先是劝说，但赵如琢决心已下劝阻无用，于是一起跟进了山洞。三人都知道洞内不能久留，赵如琢的计划是两天时间就退出来，结果三人用了四天才出来，葛凤兰没有救成，经过吊桥时咽下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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