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
丁起当然期望推行经界法，“方田均税”是大宋开国以来，多少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从郭谘首创“千步方田法”，力行清查田亩，到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条约》，最终却都未能克竟其功，实现“厘清天下土地税收，增赋富国”的目的。丁起不得不慎重，前人的失败足以成为教训。
“……臣观郭谘、王荆公方田之法失败，皆因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致。尤其王荆公变法，在土地抑并严重的京东、河北、河南、河东等路施行，更是得罪无数勋贵戚属。如今，我朝要行经界，也必有此等阻挠。”丁起对名可秀禀道，“臣之担忧者，非为经界法一时之推，而是后继之维系——州、县不治，在不得人。如今吏治几经整饬，虽不至河清海晏，却也清了一半，然则三五年后、七八年后又如何？”
卫希颜在茶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听着屏风那边的谈话，听到这里她微微点头：这清丈田地、平均赋税由来损害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执法者本身也是官僚群体的一员，这项政策要想长期执行下去，难之又难。
依靠官员的能力和操守什么的，更不靠谱。
当然，卫希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她心里想着：可秀会怎么做呢？
***
胡安国府，竹园花厅。
谯定半眯着眼，听胡安国说着经界之事。
“……我大宋自仁宗之后，官户富室，多有兼并土地，却故意虚报隐瞒田亩，逃避税收。而小民田产已无，税户却未销，依然要纳税。以致农户破产，豪强得利。李椿年上呈的经界法，即方田均税之法的改进——清丈官户豪强隐瞒的田亩，纳入国家税赋，而无地小民，则销地册不受税收之苦……，从立意上来讲，是良法。”
胡安国叹息一声，语意一转，“但朝廷上下，有品级的大小官员近万人。这些官员各有职田，而除去职田之外，各有多少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而其家属亲戚的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就拿政事堂宰执来说，家中及其亲属田产怎么算？”是否都是清白的？就连胡安国自己都不能确定，他的兄弟和族兄族弟的田产中，是否就有隐田不报的？
而其他宰执中，叶梦得、谢如意、范宗尹、章谊家里都是望族，田邑大户，宰相丁起家里也有千顷之田，只不过没什么亲属，少了拖后腿的。真正没有什么田产的，只有赵鼎。
谯定呵呵笑起来。
他知道胡安国担心的，并不是荆湖南路的经界，而是担心荆南路推行后，短期内取得成效就在全国推行，而两浙路、江南东路官员贵戚云集，到时必定阻挠剧烈而难竟其功。便如当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之法一样，因在京畿路失败，导致方田均税法的全部溃败，之前诸路清丈之地尽数作废，全按清丈之前纳税——前头轰轰烈烈，后头却是前功尽弃。
“康侯所虑甚有道理，”谯定捋须白须慢慢道，“所谓上行下效，其上不正，其下必然效仿。朝廷若真有决心推行经界，当先清丈评定官员及亲属田产——首先清宰执，再清三品以上，之后清五品以上，再清九品以上。若官户都清丈了，余下自然能推行之，便无前功尽弃之忧。若是在官户清丈这一步就难倒了，后面的也不必提了。”
胡安国忖思良久，叹道：“即使从上而下，然则经界法谁来执行？李椿年在宣州、邵州先后行经界均税成功，盖因一村一乡皆由其亲自督领乡保和衙吏丈量评等，无有敢作私者。然天下有几个李椿年？又有几个如李伯纪那样，不畏权势、不惧弃官的？”
谯定沉吟不语。
胡安国摇着头，“退一步讲，即使政事堂准了刘一止和李椿年的奏议，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也不同于宣、邵二州的小打小闹。一路之地清田，如何保证人手，将经界均税落到实处？须知州县清丈田亩，必要由乡里大小保正和衙吏来丈量，而这些保正多是来自一等户，正是兼并土地的豪强大户，让这些兼并之家来清丈兼并之家的田亩，即使有官吏监督执行，但私下的手段焉能尽数杜绝？那些豪强大户有背景的，又会牵扯出哪些高官贵戚？皇帝和政事堂有没有决心坚持下去？”
胡安国端起茶盏润喉，却仍觉燥意难去，不由慨叹一声，“为臣治政之难，不是没有良法，而是有了良法，却难以施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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