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某些字句释义，又在一些因用词、句读而有争论的字句释义上，提出新颖见解。
比如，《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一句便必须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系起来作解。
又必须与《论语》后文的《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联系起来作解。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传》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
结合起来，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处“不可”非禁止意，乃难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仅无效，而且可能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事。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不惟诗礼乐，施政亦如此。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统一了名党各官员的思想，而这些官员又会用这些思想教育影响他们的子孙，一代传一代。
这部《论语集注》不仅仅只在名党内讨论，名可秀还分别寄稿给尹焞、蔡发等相熟儒者讨论，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人也曾与好友知交讨论意见，因此这部《集注》一经刊刻问世，就引来了士林的广泛关注，赞同、批驳的都有。而总领《集注》的首撰——只署号而不具名的“枫山居士”也再次引发了士林的揣测评议。
若是这些儒者知道“枫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别号，会不会号啕以哭？
卫希颜唇边绽出笑意。
便听名可秀悠然的声音又道：“五六年后，宋之意在路司两任期满，就有足够资历执掌礼部了。”
卫希颜又笑起来，她自然领会可秀话中之意。
礼部现今为胡安国所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看，应该还能撑个五六年。而宋藻若无外任路司的经历，到时和其他有资历者竞任礼部参知政事就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不如先退一步到地方，挣了资历再回中央，便可掌礼部入参政。
那时，就是《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标准注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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